仪式传播中的意义生产及村落共同体的认同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州占里村为例

传播是共同体得以创造和维系的根本所在。在传播中,存在着传递观与仪式观两种观点。相对于传递观来说,仪式观更能体现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和精神信仰。文章以占里村为个案,对仪式传播在占里村的村落共同体的共识性意义生产、村落共同体认同中的价值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占里村为仪式传播提供了较好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通过集体婚礼、寨老训诫、祭萨、换花等仪式,占里村的村落共同体观念得以不断强化,村民们在仪式传播中生产、固化和强化着具有村落共同体的共识性意义——公正处事、杜绝恶习、保护生态、实现村寨的可持续发展等。在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方面,通过仪式传播,村民对各种仪式产生了功能、文化及情感依恋路径,并通过仪式传播塑造了良好的村落共同体形象、找到了足以慰藉心灵的归属感、产生了一套族群信仰体系,使个体成员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感得以不断提升。     

椎牛祭:从历史的记忆到现实的操演--以小茅坡营苗族为例

椎牛祭是苗族最盛大的祭礼活动.回溯小茅坡营苗族椎牛祭祀仪式的变迁,表达此仪式在其生存中的重要意义.21世纪该仪式在小茅坡营村的重新操演,表明了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     

湘西永顺土家族祭油神习俗研究——基于长光村的田野调查

祭油神习俗是湘西永顺土家族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现今还保存在部分土家族传统村落之中。永顺长光村土家族祭油神习俗主要表现在油茶生产的相关禁忌以及仪式两个方面。湖南永顺油茶林农复合系统是武陵山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是活态传承着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祭油神是一种农耕文化习俗。     

祭祀仪式与村落生活——以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江头村为例

仪式与信仰构成了民间宗教现象的两个基本范畴,祭祀仪式是信仰展演的过程,对村落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江头村伍元龙信仰的祭祀仪式的描述,揭示祭祀仪式在村落生活中的作用。对研究民间信仰与村落生活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村社组织变迁中的基诺族长老

人口数量较少的基诺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并没有形成超越村落层面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以村寨氏族长老制为中心的村社组织在发挥着村寨凝聚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因此,研究村寨氏族长老制及其变迁是探讨基诺族社会演变的关键,而对村社组织变迁中长老地位、角色的变化进行分析则是其核心问题。     

祭祀仪式与村落生活——以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江头村为例

仪式与信仰构成了民间宗教现象的两个基本范畴,祭祀仪式是信仰展演的过程,对村落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广西全州县文桥镇江头村伍元龙信仰的祭祀仪式的描述,揭示祭祀仪式在村落生活中的作用.对研究民间信仰与村落生活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周代“亳社”性质考论

周代的社祭礼制,学者多从祭祀制度,祭祀等级方面进行论述,而对特殊的社,如亳社,则少有论述.本文试从宗教学角度着手,具体分析亳社的性质,廓清长期以来对亳社的错误认识,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社祭礼制,无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妇女主任的遭遇看村落性别规范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剖析村落性别规范的内容、运行逻辑。性别规范有3个层次的内容:(1)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2)两性分工的内外之别,(3)双重标准的性别规范。通过对村落性别规范运行逻辑的分析,发现村落文化变迁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弱化之后,原有道德规范失去继承,村落社会评价机制发生改变,同时舆论惩罚失去效力,性别规范在村落文化变迁之时也在重新建构。     

简论布依族的祭龙仪式与龙崇拜观念

本文对布依族传统信仰中的龙崇拜和民间祭龙仪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南方 农业社会的特有现象及龙崇拜观念所蕴含的布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社会理想。     

人类学语境下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研究

对村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也是社会人类学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方人类学和中国本土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整合的研究成果以达致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整合模式的认识。文章认为,亲属体系与市场共同体理论是中国社会结构维持稳定的两种基本的分析模式,而民间信仰是解释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整合的结合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本土学者则主要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宗族功能及其符号象征在村落社会整合中的文化意义。     

试论苗族鼓社的社会作用

鼓社是苗族古代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鼓社祭在苗族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虽然它的核心是家祀祖先,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但它在苗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却发挥着积极作用,为维系苗族的生存和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传统家屋的居住空间与礼制文化的变迁和转型——以成都东山客家家屋文化变迁为个案

急剧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牵涉空间结构、城乡经济及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内容的深刻转变。通过解析村落家屋文化和住居形态及其现代化过程,可以窥见乡村在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变迁,认识和理解区域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及现实。以成都东山客家乡村家屋文化变迁为个案,研究发现,在传统社会,家屋是居住空间、礼制空间与神圣空间的聚合;改革开放以来,住居文化变迁的主表现是以礼制文化的逐步转型和以家屋＂祛魅＂为主特征的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及住居的世俗化。它同时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历程和特征。     

城镇化过程中村落的终结及其治理

城镇化必然引发村落社会的快速终结,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国家应在总体上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并结合各地不同村落的终结状况采取相应的治理对策;应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等,通过各种措施来化解社会危机。     

我国西南民族的祭龙仪式

我国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在春播之前祭祀“”神的仪式,其目的在于祈求人口繁衍和庄稼丰收。彝文古籍《祭龙经》说:“善龙护子孙,善龙保护人;善龙赐福禄,善龙保庄稼……” 在我国西南民族的宗教史上,对关于“神树”的崇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民族的村寨,都有一片枝叶茂密的树林,作为祭“社”的圣地;在林中选择一棵高大挺拔的栗树作为“龙树”,作为“土神”凭依之所。     

消失的马车队——关于广西罗城一个仫佬族村落生计方式变迁的研究

马车队是仫佬族生计方式之一。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仫佬族社会的生计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通过对广西罗城一个仫佬族村落生计方式变迁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煤矿重组、人口流动性增强、技术发展是导致仫佬族村落中马车队消失的主要因素,由此引发仫佬族社会代际间家庭收入差距大、人际关系功利化、"熟人社会"陌生化等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重建研究

现代社会的发展经验对村落构成的地理边界以及村落和谐秩序的假定不断发起挑战,但村落所具有的共同体想象始终是村落研究的价值追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是为村落共同体的存续提供了价值合法性。文章基于田野调查,从乡村人口流动、地方政府的脱贫攻坚策略、交通状况改善影响了村民社会生活、民族文化变迁4个方面指出了导致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走向衰败的原因。在回顾已有的村落共同体重建理论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动农民组织化建设、发挥民族文化的社会整合能力是促进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重建的可行路径。     

信仰与艺术:村落仪式中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鲁中东永安村“烧大牛”活动考察

在鲁中昌邑地区东永安村,每年农历正月十四隆重举行的"烧大牛"仪式表演,既是一种地方性信仰传统,也是一种自发性的乡民艺术活动。在这一仪式活动的运作过程中,村落不同群体之间形成多重磋商,与村落神圣传统相关的公共话语体系及其公共性意义由此生成。村民对仪式神圣性的认同与即兴发挥的艺术传统,是这一活动至今保持生机的关键所在。     

从“亡国之社”看社祭的仪式功能及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社祭"作为一种仪式性活动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重复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记忆植根到群体成员之中。它不仅是人和土地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社祭的礼义通过外在的礼法传承下去,群体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感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佤族剽牛仪式考源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研究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云南佤族剽牛祭祀仪式的流源、流程和配套活动进行了考证;并在文化学的视角下探寻了剽牛仪式在现代社会发生变迁的原因。     

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及对策

村落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村落体育是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落脚点最终是村落体育。村落体育作为基本的社会体育和农村体育,必须从农村社会系统本身来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我国村落体育发展走势是一个"水勺形"轨迹,应该依此找寻发展我国村落体育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