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现场卷宗照片的合理编排

刑事案件现场卷宗照片编排可按现场勘查顺序 ,现场地点变化 ,现场逻辑关系 ,复杂现场的多段落、层次 ,发现案件的前后顺序等进行 ,突出强调不同种类案件重点编排的内容。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建立刑事源流电子学派的构想

刑事源流电子学派以犯罪与刑事法学的经纬问题为研究对象而组建 ,主要以涉源、涉流、涉界、涉边、涉新等五涉课题 (即高难新课题 )为己任。“源”主评析继承 ,“新”主吸养创新 ,以对源流的时间研究为纵轴 ,以对界边的空间研究为横轴 ,强调分门别类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法律问题 ,在一定时空范围或层面上的相互联通、整合和一体化。     

刑事案例分析法在教学中的误读

刑事案例的分析在法学教育尤其是刑事法学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以普遍缺乏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学本科生乃至研究生为对象的刑事法学教育中,科学的刑事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将理论和实践有效衔接,弥补司法实践经验匮乏带来的理论学习障碍。     

刑事和解制度能否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协商后达成合意而消除纠纷的案件解决方式,但其不适用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在我国刑法规定下,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缺乏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其适用刑事和解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违背平等原则,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多为杀人案件,被害人家属代替被害人与犯罪人进行和解缺乏理论依据,国家公权力的本质和职责与不允许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核心就是刑事案件的侦查,在侦查阶段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没有存在的法律空间,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权不符,并容易导致公安机关权力滥用。但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有其自身的优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法律上的障碍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目前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主要是侵犯个人人身和财产法益的犯罪、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小的轻罪案件,以后可以扩展到严重的刑事犯罪。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不能忽视调查取证,应注意对话基础上赔偿协议的达成,同时也要改变和完善目前的执法考核指标体系。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生效要件

新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在和谐社会命题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体实践和立法进程的功利产物.刑事和解因为兼具私法(契约)与公法上的效力,所以分析其生效要件亦应从私法与公法两方面着手,构建出主体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加害人真诚悔罪、被害人自愿、适用范围合法以及签订和解协议书等5个刑事和解生效要件.     

完善刑事调解取代刑事和解

当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有其致命弊端。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刑事调解的实行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刑事和解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刑事照相室的建筑设计要求

刑事照相室的建筑设计,根据刑事照相的特殊性,有其特殊具体的要求。如:暗房要尽量减少漏光,通风良好;冲洗间的供水、排水设备要安排合理、经济方便;照相室的电气安装不仅要注意用电功率,还要强调安全防火。在建筑设计刑事照相室时,应着眼未来,考虑新技术的发展和在刑侦中的应用。     

我国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之规定兼具片面性、含糊性及不可操作性等特征,并由此而导致其实施效果差。故须对其加以完善。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应以增加监督对象、扩大监督范围、细化监督操作具体规程以及明确法律责任为基本思路。     

犯罪刑事制裁之经济分析初探

刑事制裁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刑事制裁及其效果进行研究和评判 ,探求如何以最小的刑事制裁成本取得最大刑事制裁效益的理论。刑事制裁成本是指国家和社会在整个制裁过程中的全部投入 ,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投入 ,其目的就是实现制裁犯罪的功能 ,以有效地治理和控制犯罪。刑事制裁的效益是指刑事制裁的成本与刑事制裁效果之间的比例关系。获取最佳效益的关键是确定最小量的制裁投入和最大限度的制裁效益取得之间的平衡点 ,将制裁的投入水平控制在能够使制裁的效益最大实现的最小量上。效益最佳的刑事制裁应该是用最小的投入而在给罪犯造成损失上恰到好处的制裁 ,这种制裁的投入应既能保证严厉、确定、及时、适度地惩罚和矫正犯罪 ,又不至于造成各种浪费。     

从诉讼公正看我国刑事起诉书制度改革

刑事起诉书既是诉讼公正实现的必要前提 ,又是诉讼公正的集中体现 ,更是诉讼公正实现的有力武器。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起诉书存在着形式缺陷、效力空洞、内容疏漏等弊端。改革现有的刑事起诉书应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内容层面和效力层面入手。     

公安部门刑事悬赏现状及其制度构建

我国刑事悬赏在侦查实践中存在刑事悬赏主体不明确、案件范围无规定、赏金经费无保障、执行程序不规范、权益人保护不重视等一些突出问题.刑事悬赏具有法定性、互惠性、针对性和群众广泛参与性等特点.运用刑事悬赏时必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即可能与实际相结合原则、成本与收益相平衡原则、赏金与经费相适度原则和谨慎使用原则.应从确定刑事悬赏的主体、适用范围、赏金来源、规范发放程序、保护举报人权益、落实撤销程序等方面入手构建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契约视角下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旨在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犯罪人获得宽恕谅解,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刑事和解的本质是刑事法领域中的契约关系,鉴于刑事法的内在特性,需要对刑事和解进行理性定位和科学设计。     

当今罪刑法定主义语境下刑事习惯法之命运:解构抑或建构

在当今罪刑法定主义强势话语权的背景下,刑事习惯法是被绝对排除适用的,不管是民族学界还是法学界都不得不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之当然命运做出理论和实践上的正确回应。因此,只有以少数民族地区之刑事习惯法为视域,探索其在当地民族地区之实然解决纠纷之作用,引出法与法律、国家法与民间法、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三大范畴,才能客观揭示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之关系,进而揭示刑事习惯法之立法和司法命运。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价值取向入手,通过分析我国刑事立法在对罪刑法定原则技术设计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力求探讨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基本途径.     

国外刑事再审程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刑事审判错误的一种矫正机制,其设计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审判的质量和公正.刑事再审程序受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制约.重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要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正确处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与裁判公正性的关系,必须考虑本国的具体国情,同时引入国外的成熟规定,使再审程序既能维护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又能充分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     

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评《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一书是将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中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是一种“有效率的正义”,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重视对个人的教育与改善,关注犯罪治理的社会效果,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正义。这是一种主张“通过程序治理犯罪”的新思想,它为我国现阶段的刑事司法改革研究打造了理论平台,促进了我省刑事和解等公诉改革举措的顺利开展。     

风险社会下的我国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其中作用重要,直接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走向,刑法机能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伴随刑事法网日趋细密,犯罪圈呈扩大态势,入罪标准选择性降低,刑罚的设置和执行将总体趋宽。这并不意味着犯罪的危害性在缩小,而是对犯罪的认识更为理性所致,是刑事政策的调控目标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必然。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