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何理解，一直是司法界和理论界争议论证的难点问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不同承办法官之间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认定都是存在认识分歧的。因此希望通过论证能够厘清此类犯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界限，检法两家达成共识，以期对今后的办案实践进行指导。     

《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分离于普通的诈骗罪,同时源于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的基本形式,从而产生了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内容、形式及合同主体的涵盖范围与《合同法》的是否一致之分歧。争议颇大的刑事理论导致了刑事司法实践案件的处理不一。因此,理清这些相关问题,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正确认定意义重大。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刑法分则是以行为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为根据进行分类的,从广义上来讲合同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刑法分则却将其归入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里,主要原因是其扰乱了市场秩序。其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主要客体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都属于诈骗型犯罪,从理论上来讲二者是有所区分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明确区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以合同进行诈骗的普通犯罪极易与合同诈骗罪相混淆,本文有感于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从刑法相关基础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对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情况加以剖析,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界限的标准只能是犯罪构成,即两者的犯罪构成不同是区分界限的标准,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都可以作为两者的区分标准,但犯罪主观方面不能作为具体的区分标准。要构成合同诈骗罪,不仅要看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更要看行为是否侵犯正常的市场秩序,但有无合同并不是区分两者的唯一标准,在签订、履行非经济合同的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的,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在犯罪主体方面,合同诈骗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也可以由单位构成;而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简析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之界定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逐渐形成并日益激烈,合同诈骗行为频繁出现且层出不穷,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现象越来越多且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新刑法用专门条款对合同诈骗罪进行了规定,体现了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立法中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这给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了难题,值得对此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企业员工非法收取货款行为的定性

对于企业员工非法收取货款行为,是认定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还是职务侵占罪存在争议。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前提下,若货款被认定为“财物”,则其不应归入挪用资金罪或职务侵占罪的范畴。认定合同诈骗罪需在成立诈骗罪的基础上,具有体现市场交易关系的合同,符合“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骗取财物”的客观要件。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合同,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同样可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其形式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及其他非书面形式。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双层界分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定性之争涉及到法益和法条竞合这样带有普遍性和整体性的问题,因此应以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其中的法条适用进行解释。两罪的界分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先抛开数额要素,以法益为基础,通过对"合同"的体系解释区分此罪与彼罪;第二层次是加入数额要素,通过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体系解释,妥当处理法条竞合问题。     

从罪刑相适应角度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限定

建议对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加以限定，以是否为正当市场交易主体及该主体与其所从事的合同业务的内在联系区分、认定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主体要件，对非正当市场交易主体以合同形式实施的诈骗行为以普通诈骗罪处罚。     

浅析合同诈骗罪与违约行为的区分

我国刑法规定了合同诈骗罪，其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是它区别于一般诈骗罪的特征。其结果往往导致一方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或是转移财物所有权给对方而无法从对方那获得对待给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合同诈骗行为和民事违约行为在外观上均表现为合同当事人一方从对方获取利益却没有向对方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故在认定合同诈骗过程中，往往容易和一般的民事违约行为相混淆。     

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欺诈是订立合同的一方或几方,以欺诈对方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对方遭受损失,从而使自己获取非法利润。合同欺诈包括合同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但由于我国法律对这两种欺诈行为尚无明确界定,以至造成人们在合同欺诈行为认识上的混乱,具体到实践中,可能是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也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还可能表现为民事欺诈和诈骗罪的双重性质。由此,本文论述了合同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和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评析

合同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其目的在于对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从重打击,其原因在于一般诈骗罪所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更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管理制度。然而,在两罪法定刑量刑幅度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授权地方制定的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均高于一般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一个合同诈骗行为依合同诈骗罪条款无罪或罪轻,依诈骗罪条款有罪或罪重的悖论。     

论合同诈骗罪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领域的诈骗犯罪愈演愈烈。行为方式的复杂多变使得此类犯罪的认定难度进一步加大。而我们对此类犯罪的办案思想仍然桎梏于传统的诈骗犯罪,因此难以达到有效防治的目的。本文以合同诈骗罪为例,从非法占有目的、数额标准、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进行了重新解构,以期更好地指导合同诈骗犯罪的审理,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和履行合同,骗取对方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是合同诈骗的行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被告人有无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而实施欺骗对方的行为。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的故意要以行为人的客观方面的行为进行综合评价,而且要允许被告人举反证。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认定要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浅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定

合同诈骗犯罪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在实践中人们往往难以把握其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以致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偏差。本文从法学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有效界定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如何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和处理合同纠纷，为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及时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合法财产安全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意见。     

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非法占有目的，从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案例。认定此类犯罪案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从“一房二卖”看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定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案件不断增多,在实践中,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的区别多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更是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本文将通过一个"一房二卖"的案例,从区别合同纠纷和合同诈骗的不同点入手,着重探讨,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主观心态。     

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数额

犯罪数额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由于主客观原因，合同诈骗罪会呈现不同形态，而不同的犯罪形态存在着不同的犯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既遂情况下，应当以受害人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为定罪数额，在合同诈骗未遂情况下，则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取的数额为定罪数额。     

论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以孙某合同诈骗案为例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存在着激烈的论争。主要有"非法占有说"、"不法所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观点。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阐述了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