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卢武铉政府行政改革评析

卢武铉总统执政期间,韩国政府提出了建设"透明、能干的政府"的改革愿景,并确定"效率"、"服务"、"透明"、"分权"和"参与"为具体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韩国政府在机构调整、组织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和行政服务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和韩国历届政府行政改革相比较,卢武铉政府行政改革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能干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改革过程中突出公务员的主体地位,发挥其能动性;侧重于提高"政策效率"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效率"等等.     

我国政府再造面临的三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政府再造"(政府改革)的浪潮,但这种"政府再造"思路,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我国政府改革,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文章更多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再造"理论中国化、"政府再造"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政府再造"的实践这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浅述我国政府再造所面临的问题.     

河南省"省管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现行"市管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由"市管县"改革为"省管县"是大势所趋.改革后的市级政府如何自我发展值得关注,一是积极寻求自我发展的举措,二是国家、省级政府要给予市级政府必要的扶持,三是改革后的地级市政府的职能要作相应的调整.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政府的市场化——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以韦伯"官僚模型"为特征的古典行政管理模式及其指导理论正受到来自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挑战.它把政府推向财政危机和不可遏制的官僚主义,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市场取向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市场模式,即"企业化政府".市场模式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以其为模本.     

“大部制”改革:电子政务视野下的再考量

十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及新一届政府的组建让党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大部制"改革由构想变为现实,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大部制"改革路线图逐渐明晰.而此次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上、电子政务建设卓有成效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在信息化时代探索新一轮改革卓有成效的路径模式,有必要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工具媒介和推动作用,为"大部制"改革实践的成功开展提供技术支撑,而"大部制"改革亦反作用于电子政务,促进其向纵深发展.     

政府改革的纲领——解读行政许可法

文章介绍和分析了我国新出台的"行政许可法",认为它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纲领,在这部行政许可法的支持下,我国将展开以建立有限政府、公开透明政府、责任政府为改革目标的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正确定位起到关键的作用.     

央-地税权制度失衡下的地方政府市场融资补充路径

在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变革中,地方政府是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其职能定位是影响政府经济行为和国家财政制度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政府完全决定税率和税基;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仅是改革实践的执行者、改革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单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税权收益主体地位.本文从体制改革与"分权化"政府间税权制度改革的逻辑出发,对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权关系瓶颈以及地方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相机抉择进行分析.     

农业"入世"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上)

该文从政府的农业计划管理体制、政府管理农业的职能、政府自主制定农业政策、政府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等方面阐述了农业"入世"对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挑战,进而论述了对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深刻性和艰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并特别强调农业"入世"的应对与改革必须以保护和增进农民权益为基准和目标.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借金融危机之“机”促推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呼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而政府如何在消除市场失灵的同时有效的防止政府失败,考验着各国的公共决策体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奉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加快自身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以保证中国经济振兴计划高效益、高质量、快速度地实施,为世界做出表率,对国人负起责任。     

论官僚制的保守性及其创新

官僚制作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分析官僚制保守性及其产生原因,并指出提升政府组织与政府公务人员的社会创新力的途径,对于当前政府组织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企改革与政府转型

传统的国有制使政府承担了无法承担的责任,这种制度安排不可能适应中国国内市场竞争化的要求。改革这种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使企业的所有权从政府转向民间。要想获得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不仅要求政府退出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而且要求政府退出企业的改革决策,使企业真正享有制度选择权。     

三元权力结构中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中央政府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近的全国十届人大又出新举措,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调整,显示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力度。但各地政府部门经过几次的机构改革却没能走出怪圈,成效不大。十六大之后,行政体制改革将向纵深发展,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行政机构的改革。中国目前政治权力的结构实际上是三元结构,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众,形成三者之间的复杂的博弈。     

WTO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对我国政府观念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活动。面对这一挑战,除了加快行政法制改革的步伐之外,转变政府观念使之适应WTO的要求也十分重要。而中国固有的传统行政文化与WTO的原则及价值体系却有诸多难以相容之处,这决定了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也是必然的。     

中国政府改革的过去与未来

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化,这对于政府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机构改革以及法治政府建设、监督考核问责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持续的变革,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今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和变化,政府职能依然需要进一步转变,机构改革需要进一步进行,法治政府和监督考核问责制度也需要进一步努力,并且这些都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进一步的努力,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挑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放思想,都需要有新的突破.     

公立医疗机构公共利益性回归的探讨

2009年我国展开了新一轮卫生体制改革,其中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是重中之重,如何让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共利益性,是目前政府与学界都在思考问题,文章结合目前我国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探讨。     

浅论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政府能力的提升

西部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以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问题。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一是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投资者生产成本的增加;二是政府能力的缺失导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加入WTO后,西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针对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的特性,合理确定西部地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范围,实行市场化改革,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以提升该地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能力。     

双重冲突中基层政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在发挥其积极作用时,也使基层政府深刻卷入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基层政府面临着来自上级政府与基层群众两个方面的压力。基层政府的行政责任和行政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对称,导致基层政府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弱化、机制失效。应当调整对基层政府的考核标准,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制度,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推动基层政府向管理本位回归。     

“大部制”改革：理论审视及路径新释

对“大部制”实践起点和理论研究起点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增加对其研究背景的深刻了解和未来研究的定位。而科学理性地分析界定“大部制”这一全新概念的内涵与范畴,有助于为“大部制”建设及今后进一步改革的买施奠定理论基础。又由于此次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及电子政务建设卓有成效的背景下进行的,在信息时代对改革路径的重新探索就要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在“大部制”改革中的工具媒介及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