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     

新过失论之提倡——兼论后疫情时代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责任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背景、社会生活规律以及所呈现的表面变化与本质变化符合新过失论的理论基础。疫情防控期间有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过失认定,有必要采纳新过失论,着重考量对危害结果的回避义务是否履行。在司法实践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应以行为人是否实施义务违反的行为为主,对防疫义务进行类型化,在行为人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时,肯定行为人预见义务的违反,随后判断结果回避义务是否违反,最终判断过失犯是否成立。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重要问题

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需要建构特别的涉疫情犯罪教义学,这是一个融贯政策把握、刑法法理、解释方法等的综合存在,产生一些重要命题。司法解释对涉疫情犯罪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严"面向的体现,亦对刑法解释提出了新要求。把"疫情防控秩序"作为新生法益,可以为依法从严从重处罚提供法理基础,亦对涉疫情犯罪之定罪与量刑的解释形成内在制约,需要在入罪与出罪、重罪与轻罪、重刑与轻刑的选择上灵活运用目的论解释,充分发挥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     

论毒品犯罪累犯

我国刑法第356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笔者认为,这是刑法在总则之外又在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且仅见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七节毒品犯罪之中,因此,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特别累犯实际上就是毒品犯罪累犯。     

法律资讯

卫生部：规定医师超出执业范围不能出诊,西高出台司法解释：从重处罚官赌,国家工商总局：严查“过度包装”,上海：律师品行有污点将不能入行     

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快速、从重处罚的适用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赋予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快速、从重处罚的权力，旨在明确依法从快从重处罚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但实践中这一条款的具体适用仍面临处罚对象不明确、快速处罚程序过于简化、从重处罚边界不清等问题，难以实现尊重法律和保障公民权益的制度目标。对此，应从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快速处罚程序的内容，限制从重处罚裁量权等方面对快速、从重处罚制度进行完善。     

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随着犯罪情势的变化,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牵连犯的处罚原则通说为从一重处罚,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犯罪应以自然人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审判别理会“民愤”

民愤并不是法定从重加重处罚情节,如果以民愤作为从重加重处罚情节,这不仅是要犯罪人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还要对犯罪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大小承担刑事责任。     

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的理念回归与路径完善

在“两高两部”于疫情初期联合颁布的规范性司法解释中所蕴含的涉疫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了近三年疫情防控中的刑事个案适用。通过对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的回溯性检讨，可揭示出刑事规制中部分性地存在入罪标准合理性阙如、刑罚处罚程度轻重失度、程序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化防控需要理性刑事司法的回归。司法机关应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法益保护原则引导涉疫刑事司法政策由应急运行转向常规运行，审慎辨清妨害疫情防控行为刑事规制的犯罪界限、精准规范涉疫刑事司法的刑罚裁量、合理把握刑事司法程序制衡与效率追求之间的关系，从而有益促进涉疫刑事司法的理性化与规范化。     

论可罚的使用盗窃

使用盗窃的可罚性基准不是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而是客观的实质损害.使用盗窃的可罚性应以相当的利用可能性妨害作为判断标准,相当的利用可能性妨害须综合盗用时间的长短、使用盗窃的对象、财物的保存状况等因素来判定.司法解释对偷开机动车辆的部分定性结论存在疑问,不必对使用盗窃单独设罪,但是应对使用盗窃设.立专门的处罚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