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论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国家治理能力并非通常所说的国家能力概念,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完成和实现国家治理之目标任务的能力。国家治理是基于公共利益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其目标任务具有规范性,即通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得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可以相互满足需要、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并最终实现幸福的生活。国家治理体系则是国家治理主体的组织体系,这是根据国家治理的定义来判断的,可以说一切按制度渠道被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治理的人都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根据这样的界定,国家治理能力其实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是它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表现,包括动议、决策和执行三种能力,其判断标准是动议是否全面及时、决策是否正确明智、执行是否有力高效。由于是国家治理体系在从事国家治理,所以国家治理能力就只可能源于国家治理体系。但国家治理体系并非无数个人的散乱集合,而是遵循集体行动的一般组织法则而构建起来的一套组织体系,所以更准确地说,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构建,即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状况。这就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能力观,它应当胜过强调治国人才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也优于强调外在环境条件作用的国家治理能力观。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形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时代发展和实践推进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发挥了巨大效能。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非正式制度与治理：一个比较研究框架——前沿理论、中国实践与研究前景

制度与治理关系密切,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早期的制度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整体性的、宪法性的、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近二十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发展,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制度研究的热点。目前,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重点问题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存在互补、竞争、替代、适应等四种互动关系,但较新的研究表明,在现实治理场域中,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互动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形成了目标与绩效、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规则执行、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和供给能力、性别政治、街头治理等六个应用视角,揭示出这两种制度在互动中影响社会行为、促进或阻碍治理目标实现的不同路径。新制度主义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方法、应用视角、分析性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局限。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和治理研究前景广阔,可以在扎根中国实践、加强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更具中国特色的制度研究理论体系,为政治学主流理论贡献学术增量。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与制度自信

中国从传统国家管理(统治)模式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既具有现代化语境下国家治理的一般特征,又极具中国特色。从当前我国实际出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发挥市场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法的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发挥财的作用,坚持依财控权;发挥党的作用,坚持"以党领政"。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框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下,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占有主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治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是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和科学治理,这就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着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建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结合机制,以防止权力专断;着力推进法治化改革,加强显规则的执行和监督力度,以遏制潜规则蔓延;着力实行科学化改革,精细设计和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堵住机制程序漏洞。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形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时代发展和实践推进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发挥了巨大效能。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走向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当中,     

日本企业人事制度的变化——浅谈从能力主义制度到成果主义制度

日本企业的人事制度正在从能力主义制度向成果主义制度过渡.能力主义的代表制度"业务能力资格等级制度"(职能资格制度)在经济稳定成长期作为比较合适的人事制度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日本经济处于低迷时期的现在,对于多数企业而言已经体现出企业成本费高涨及人事考核偏差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日本企业人事制度开始向"成果主义"进行转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在晋升能力等级过程中所存在的职务与能力,工资与贡献不相称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同时也存在有许多问题.在竞争激烈的当今将有待得到进一步完善.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基于转型政治体系的思考

基于对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制度中心观"普适性的反思和对低制度化政治体系的经验体认,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分析低制度化转型政治体系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为此,从行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行动能力、利益和价值偏好等角度,把政治行动者分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和政治弱势群体,主要讨论了政治精英的特征及其内外部关系,及政治弱势群体的特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初始制度的三种选择模式、制度的重要性与自主性、制度绩效、制度变迁与转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制度的初始性选择取决于相关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最初的制度选择模式具有强烈的路径"锁定"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通过既得利益者的强制手段来维持的;不同制度的重要与否对不同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一样的;制度的自主性来自其维持的行动者的政治资源与行动能力;制度绩效的评价不仅体现在它带来的绩效增长,而且还关系到绩效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公平与否,制度的变迁与转型实际上是行动者之间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     

论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的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激烈竞争中失去了世界范围内巨大的优势,国家实力相对下降。这种由一枝独秀到各国百花争鸣的格局变革迫使英国不得不转变原有自由放任的国家政策,凯恩斯主义便成了良好的替代品。二战结束后国家矛盾持续突出,而这进一步要求国家对社会各领域加强管理而绝非放任自流,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说就是建立起一套福利制度保证公民基本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与凯恩斯主义相契合,二者都是加强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管理,而前者的施行则是为后者的贯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意象主义的诗学主张

意象主义是一种浓缩性极强的诗歌形式,其在节奏、选材、语言、意象的提出和处理方面的艺术主张和审美意识都体现出意象主义对传统诗歌诗学的反叛,而这种革新又很好地配合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