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犯罪亚文化再审视

学界对于扫黑除恶的政策解读、路径手段等研究颇多,但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形成这一根源性问题却鲜有问津。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犯罪治理意义和刑事政策意义。厘清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将历史与现实文化基因相结合,有助于形成具有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的犯罪亚文化理论。我国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是主流文化异化的结果,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化基因,应从完善黑恶势力认定体系、挖掘正向传统文化基因、净化网络传媒环境、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四个方面予以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颗"毒瘤",近年来出现软暴力行为突出、组织公司化、弱势群体黑恶化、"自己打伞"等新的特征,持续加深社会危害性。对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的考察发现,目前存在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尚未有效形成执法合力、重点人员管控疏漏以及化解矛盾机制不畅的现实治理困境,影响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效果。因此,应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落实群防群治的多元治理主体,加强各部门之间联系,并有效落实重点人员管理,夯实矛盾化解链条,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反向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面防控。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问题探析

黑恶势力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一般的恶势力犯罪的总称。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是滋生黑恶势力犯罪的温床,且黑恶势力犯罪的产生、发展和蔓延符合刑事犯罪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侵蚀了社会肌体,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严打”斗争中,执法机关必须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战略方针,采取不同手段,利用不同措施,对其进行综合治理。     

网络黑公关涉嫌黑恶势力犯罪及其治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黑恶势力犯罪向网络延伸。网络黑公关涉嫌黑恶势力犯罪频发,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加之涉案证据难以获取,增加了打击难度。为此,各方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强化企业自我防范意识,推动公关行业自律监管;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建立惩治协作机制;拓宽案源发现渠道,提升科学取证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指定管辖标准：从而增强网络黑公关涉嫌黑恶势力犯罪治理能力,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界定与规制——以黑恶势力犯罪区分为视角

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恶势力犯罪的精准界定是把握我国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前提。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法定概念,而恶势力并非法律规范术语。因此,需要重点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实质性地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位一体的特征;二是精准把握恶势力、恶势力结伙、恶势力集团的认定和特征;三是明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在法治视野下,要综合把握黑恶势力犯罪的界定,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入手,对其进行防控和治理,充分发挥刑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转型时期中国黑恶势力犯罪风险及其防范

转型时期的中国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和危险期。一些通过暴力能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为黑恶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无业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黑恶势力成员的基本来源,黑社会亚文化是黑恶势力犯罪的催化剂,社会管理缺陷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防范黑恶势力犯罪风险,要提高认识,打防结合,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着力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切实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国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措施及启示

从近几年我国公安机关打掉的黑恶势力看，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发展坐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些地方党政司法干部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黑恶势力的犯罪活动；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不愿或不敢承认本地存在黑恶势力，群众也慑于黑恶势力的淫威不敢配合公安机关的打击行动。本文通过介绍国外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成功经验，希望对我国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能有所借鉴。 　　有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高犯罪形态，被联合国大会称之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美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德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关于预防控制和打击黑恶势力的探索

当前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主要表现为黑恶势力犯罪,本文对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及在打黑除恶中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预防、控制和打击黑恶势力的工作机制,实施网上追逃的责任机制,坚持治安控制综合治理的社会机制。     

检察机关应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发挥重要职能

黑恶势力犯罪问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施的需要。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     

论商事登记的效力

商事登记的效力有生效主义与对抗主义两种理论。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来看,设立登记与注销登记一般被作为生效要件,变更登记则需作类型化分析。之所以有此区别,主要在于核准登记中的“核准”行政法属性不同,若“核准”属行政许可,则相关登记为生效要件;若“核准”属行政确认,则相关登记属对抗要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外动力及其互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源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以及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处,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任务,也是外在的压力,对于一个有使命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这又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外在动力。内生动力是党自我革命的关键性动力,决定了党自我革命的深度。外在动力是自我革命的条件和目标指向,决定党自我革命的广度,也是进一步激活党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重要力量。新时代,进一步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需要凸显内外动力的互动,将外在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党永葆先进性。     

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跨国倡议网络简述

技术和文化上的变革促进了跨国倡议网络的出现,并使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成为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该网络在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现存的国内国际制度、国家主权观念等提出了一些挑战。     

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政府得以存在的生命源泉,所以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没有限制的权力随之带来权力的滥用,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控。     

论新桂系政权的民族同化政策

新桂系政权在民族区域治理上,实施改土归流,编组乡村甲,彻底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行政体系;在民族教育上,实施“特种教育”,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在民族风俗习惯上,实施“风俗改良”,强制少数民族移风易俗;在民族宗教信仰上,破除“迷信”,强迫少数民族放弃民族宗教信仰。这些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实施民族同化、消弭阶级斗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科学地描述和展现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轨迹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劝价值理论 的研究和认识”。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借助当代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新的视角和眼光,对马 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理论进行新的剖析,科学地展现劳动力的内在要素,就会更清晰、深刻、全面地把 握劳动力问题,弄清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强化人民调解遏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问题普遍存在,危害严重.在诸多反家庭暴力的措施中,人民调解是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强化人民调解独特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能积极主动、富有成效地预防和遏止家庭暴力.     

自卫权行使前提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国际法上自卫权是国家的一项自然权利,是禁止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基本原则规定下,一种使用武力的合法例外。《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对自卫权予以规定,并提出行使的前提——"受到武力攻击",但是,《联合国宪章》并未就该行使前提进行进一步明确及解释。因此,有必要对武力攻击的对象、来源、时机、规模以及选择的必要性原则等进行阐述,并对规范应用自卫权提供一些建议。     

政治发展:社会和谐的动力之源

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共识,在此前提下,如何切实推进这一进程就成为最重要的议题。在我国,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能否顺利构建之间有着极大的内在关联性。政治发展既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之源,又是和谐社会实现的基本前提条件。     

试论警察临战武力使用的若干问题

警察武力是警察临战处置的基本保障。我国警察临战处置实践中,武力使用还存在较多问题。比较研究我国与英美等国家警察武力使用的差异,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警察武力发展的趋势,对警察临战武力使用政策的制定、武力手段的评估选择与发展完善、警察武力使用训练、临战处置行动的组织实施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