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科学观评析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包括科学的本质、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主体、科技发展方针政策、科学精神等内容丰富的科学观,研究毛泽东的科学观对于我们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实践取向有重要借鉴作用。     

论儒学传承发展的路径选择

科技万能主义和经济利益至上论给人类带来了人性、社会、生态三重危机,给儒学的发展复兴带来了机会。同处改革复兴阶段的宗教文明的发展卓有成效,这对儒学的复兴造成了巨大压力。创新是儒学永葆生机的保障,要在儒学继承、传播和发展的实践中,坚持包容性和渗透性原则。包容和渗透是创新性的路径选择,要以理论革新为基础,更着重于实践行动。儒学的传承发展有赖于自身的改革创新,儒学的复兴则是渗透性和包容性的复兴,绝不是一家独鸣和儒学万能的复兴。     

儒学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儒学一直处于核心位置,是大家公认的中华传统文化主干,奠定了民族精神的基调.儒学重道德、讲和谐、重整体、讲践行的价值取向在培养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爱好和平的精神、爱国主义以及自强不息等精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重构民族精神,必须要从儒学中去汲取智慧.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发展经济的辩证思考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形成时期。期间,毛泽东对许多经济问题展开思考,围绕如何克服边区经济困难与发展边区经济,提出许多新思想,这些思想充满辩证思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儒学与现代山东女性精神的建构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母体,齐鲁大地是儒学的发源地和辐射源,山东女性的精神深受儒学的影响:内向克制的个性修养、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构成了现代山东女性精神的主旋律.要建构现代山东女性精神,一要贴近山东的传统文脉:诚信、合作、奉献;二要赋予时代内涵:独立、开放、进取.     

论毛泽东知行观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扬弃与发展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知行之辩＂亦是哲学史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认识论领域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毛泽东在批判总结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问题的各种观点及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其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这一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     

徐复观对儒学之民主精神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蕴含着深刻的民主精神.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毛泽东的实践观及其意义

《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其发表对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拥有双重历史地位。毛泽东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有着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人民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人民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早期对“民”的认识、国民革命中“国民观”的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观形成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确立四个阶段,了解毛泽东人民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人民观有着重要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重性与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观的发展

毛泽东的私人资本主义观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 ,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两重性。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重性 ,毛泽东的私人资本主义观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 ,并且随着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发生必然的转变。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人才的地位与使用、人才培养标准、人才教育培养方式、人才选拔、人才使用和创造人才辈出环境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人才思想。     

论党的建设的继承和发展

当前党的建设呈现出大好形势,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在纪念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在继承什么和发展什么的认识上,至少应坚持三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功能的基本认识,克服自身组织功能缺陷;坚持勇于担当的政党责任和政党使命,在推进民主化改革、推进党管干部方式改革、推进高度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权等方面担当起为党负责的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包括观念的创新、思维方式的创新、体制的创新,在制度顶层设计创新上力争突破,为深化改革创造理论和制度条件。     

王稼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曲折历程,王稼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王稼祥经历了三个实践探索阶段,理论不断升华。在初期探索阶段,王稼祥模块化的学习与运用苏联的革命理论,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与理论固有范式的破除,王稼祥不仅进入理论跃升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给予科学阐述,而且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创新——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面对与思索的问题，江泽民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审时度势，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在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观点的同时，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新论断。阐明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三化＂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四运动至三十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初步＂三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遵义会议至抗日战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三化＂的高潮中,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解放战争时期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继续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儒法合流给科举制度注入的法律精神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与法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逐步融合的独特产物.这一制度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制度的特征,彰显出公平、公正、秩序等法律价值内涵.科举制度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关于民法典继承法编修改的几点建议

值此我国民法典草案正在热烈讨论之际 ,针对其中继承法编的修改 ,笔者建议从三个途径入手 :第一、审视继承法现有原则和规定 ,对其本身的缺陷加以完善 ;第二、比较外国继承法 ,设立在他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取得明显收效的制度 ;第三、结合新的社会现象 ,对因此新出现的继承法律问题 ,提出立法要求。本文从以上三个角度解析我国继承法的缺陷 ,对新的民法典草案继承法编提出几点修改建议 ,同时分析说明了其立法理由。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主要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即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社会学层面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唯物史观层面论述的社会发展理论,可以用＂一个前提、三大规律、一个思想＂加以概括。从社会学层面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科学技术发展和保持人与自然界和谐等内容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实践中主要从四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国化成果。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教育思想博大精深 ,内容丰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 ,根据条件变化进行了新的发展 :在邓小平的教育要优先发展的思想基础上 ,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在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指导思想下 ,强调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同时 ,还十分重视终身教育和远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