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生态哲学与生态智慧

党的"十八大"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一个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的大时代,还只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对此,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如果我们把生态文明新时代看作一个超越工业文明时代的大时代,则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将是绿色发展,而工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黑色发展"。新时代必有其新精神。工业文明时代的时代精神以现代性哲学为其精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则将以生态哲学为其精华。生态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生机论的自然观、谦逊理性主义的知识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自然主义的价值论和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生态哲学是指引人们培养生态智慧的基本指南。生态智慧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做永久性好事的德性和能力,是伦理的、灵感性的实践能力。熟读生态哲学未必有生态智慧,但不懂生态哲学必然没有生态智慧。生态哲学将通过指引人们追求生态智慧而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日渐凸显的环境问题要求人类反思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改变思想观念，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栋梁，他们的思想状况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所以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而解决认识和观念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生态伦理教育，我国古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颗粒，其中与“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能够补充西方科学理性的不足。认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的朴素的哲学思维和生态伦理观，对于丰富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世界观，促进生态伦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美丽中国”建设与生态伦理理论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确保人类社会得以连绵发展的实践路径。     

公共治理视域下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阐发

云南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作为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体现和生态伦理智慧结晶的生态文化,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共同体治理的重要资源和路径平台。在经济全球化与后工业文明深入拓展的新治理时代,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探究,目的正在于寻找它与现代文明的转化机制。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公共治理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文化的和自然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了以治理的多元合作模式发展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的生态旅游业是云南民族地区新时期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     

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法律生态化实践

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以法律生态化为表现形式。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道德理念,为我国法律生态化的实现提供了伦理基础和发展思维。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精华并赋予其新的现实意义,对于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促进生态文明法律生态化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与新疆和谐社会建设

维吾尔族传统生态伦理所提倡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通过生产生活习俗、宗教禁忌、习惯等形式，以超自然的力量规范着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行为，形成人们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为新疆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来源。     

浅论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破解其时代困境

19世纪上半叶，英国首先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随后机器大工业社会化的迅速发展在为资本主义经济注入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破坏，马克思以此为现实依据，在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中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后，通过自己的敏锐观察和哲学思考，以辩证法和唯物论为哲学基础，阐述了自己的生态哲学观。     

马尔库塞的科技-生态伦理价值观

马尔库塞的科技-生态伦理价值观主要体现在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分析、技术理性批判、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马尔库塞科技-生态伦理价值观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得失值得仔细研究。     

科技文化导向下的和谐生态伦理的建构

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和谐生态伦理建构的指向。在科技文化的正确导向下,基于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建构和谐生态伦理必须遵循人本、生态、公正等基本原则,从"认识论"角度,拓宽和加深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认识;从发展观的角度,把握"绿色发展"的方向;从方法论角度,实现科学技术生态化创新,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试论政治现代化的生态限度及其超越

政治现代化指政治结构在科技革命和市民革命的推动下所经历的由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向适应现代工业文明或信息文明发展要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有着多方面的生态限度。要实现对生态限度的超越以促进政治现代化,必须重塑政治——自然生态、政治——经济生态、政治——伦理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对其概念进行了解读,从而掀起了研究生态文明的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演进,又有现实的动因。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路径,首先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保障。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工作,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环节,以建设＂两型城市＂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生态型农村小城镇构建的现实伦理困境及出路

农村小城镇建设因受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影响而陷入极为严重的生态伦理困境之中。出现这种生态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没能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克服这种弊端，整合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是生态型农村小城镇构建的唯一出路。     

陆生动物产业深度转型：构建生态大农业循环链

陆生动物产业是大农业生态大循环链条中的主要节点，它具有鲜明的两重性，面临大发展的机遇和市场的严峻挑战。为迎接农业产业革命必须运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合力，掌握其特殊规律，实现深度转型，走农牧紧密结合的路子，由粗放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生态化转变，构建和优化循环经济环链工程，构成高端生态大农业的关键环节，并铺就生物能源的基础。这一过程需要用好“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发力”的宏观调控、资源配置新型三元机制。     

现代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契合的新视点

当代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引起人们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的交互思考,也引发从传统环境伦理观的天人合一、人类中心主义和片面发展过渡到新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法律生态化突出生态本位的法律观念,强调代际公平与种际公平的价值取向,以保障环境权为重心,树立预防优先的立法倾向。环境法治包含了环境法律的体系,环境立法、司法、执法,以及环境法律救济和监督等内容。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历史嬗变及影响因素

在现代政治中，政党的作用是通过其功能来实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也毫不例外地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来实现。纵观革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90多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革命化”功能、“行政化”功能、“政党化”功能，其功能实现途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究其原因，是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环境、基本任务和掌握做群众工作资源的变化所致。     

低碳经济立法及其伦理基础

低碳经济作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国内关于引导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表明：低碳经济呼唤立法。发展低碳经济,立法是保障也是关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就成为低碳经济立法的伦理基础。     

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科学发展观体现着丰富的伦理意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前提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立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追求公正、公平的伦理精神;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精神。     

提高耕地质量:农业内涵式发展之基

中国农业的重要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水少、耕地质量较低。如果不改变发展方式,粮食必将出现重大危机。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以科技为支撑、以高端生态化为主线的农业产业革命,以内涵式发展来提高耕地的质量、发展多层次循环利用,并用高科技发展少用耕地的工厂化农业。现在应及早实施提高耕地质量的系统工程,构建"市场、政府、科技"相耦合的"三元机制"。     

环境伦理观之探析

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而传统的环境伦理观正是生态危机严重的思想根源 ,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和重新评价 ,提出了确立“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 ,并以此来指导、规范人类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