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三个执政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抓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执政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局部执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30年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转变的两大阶段,党的主要执政经验是：必须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必须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必须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试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资源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基础,执政党只有具有并掌握足够的执政资源,才能够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政治资源是执政资源的核心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源,它包括:权力资源、公信资源、精神资源三大资源系统。我们党要明确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充分利用政治资源。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的抗政经验及其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包括坚持执政为民,真心真意为群众谋利益;注重经济建设,巩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基础;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坚持从严治党,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切实关注民生,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和发扬民主,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党增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     

如何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基于人民、政党、政府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

实现民主执政首先要树立民主执政的科学观念,实行观念的突破。在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的认识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一个是通过改进选举工作来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另一个就是规范党政关系,执政党运行政府权力必须符合民主法治的要求。在人民、政党、政府三者之间关系上,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坚持"政府台前,政党幕后"的管理原则,要求执政党与人民、社会的关系是互动、相互信任与支持的关系。     

“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视阈

政治合法性作为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努力契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三个代表"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价值三个向度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性自觉。只有实践"三个代表",才能积极回应社会转型、党员队伍建设、社会结构调整等对政治合法性提出的挑战,提高执政党的执政绩效,推进党员队伍建设,优选正确的改革战略,夯实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论朱德关于党在经济建设上的执政能力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经济建设逐渐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如何加强执政党的经济建设能力,更好地完成党制定的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思考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朱德十分重视执政党的经济建设能力,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执政党开展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发展生产,经济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要转变领导方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之路。朱德在经济建设上的执政能力思想,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强基固本以实现"四个伟大"新征程的重要理论。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基本原则基础上,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步伐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首位,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思想建党,筑牢信仰根基;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夯实组织基础;坚持以党章为根本,完善制度建设;坚持固本培元抓党风,立破并举转作风;坚持铁腕反腐零容忍,标本兼治反腐败。因此,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开辟全面从严治党新境界的现实需要,同时有助于增强党领导一切的工作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党的建设要避免“选举党”和“革命党”两种倾向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第一位的任务。坚持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避免党由执政党滑向＂选举党＂或退向＂革命党＂。党既要坚持长期执政,又要强调治国治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党执政就是要搞建设谋发展,履行政治承诺,构建和谐社会,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负有绝对责任,顺应民主潮流,推进以法治国,特别是要注重主观党建,探索一条在主观党建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的道路。     

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

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然要涉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问题。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同时,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的问题,说明我们党已经把握了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关系,实现了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换。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