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思考——以专项转移支付为视角

财政转移支付是一个国家为了消除地区间财政不均衡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实施的一项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制度。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结合西南民族地区当前出现的严重旱灾等热点问题,以专项转移支付为视角,对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进行了思考,从而为完善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研究

基本医疗服务作为拟制公共产品,其供给义务应当由国家来承担。但从目前来看,基本医疗服务供给失衡现象突出,这与不完备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密切相关,因而构建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项目包括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支出、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支出和基本药物保障支出。对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合理确定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支出方向及预算规模;(2)规范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程序;(3)构建基本医疗服务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机制。     

我国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者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便会产生纵向财政不均等,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需将一部分结构性剩余财政用于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结构性赤字。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众多,转移支付法制制度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着诸多缺陷。财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之一,必然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化。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规制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市场经济与刑法功能的重新定位

一、对刑法功能定位的再思考刑法功能是指我国刑法内在所应当具备的、并在适用过程中产生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从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功能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刑法功能是刑法的内在蕴含；其二，刑法功能是刑法的积极作用；其三，刑法功能是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输出的。由此可见，刑法功能的储备和输出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统一。刑事立法是基础，刑事司法是关键。从理论上讲，刑法应具有规范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保护功能、保障功能等多种功能。作为具有强制力保障的国家法，刑法担负着维护国家秩序的责任，其功能是否完…     

我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根据质疑

以利益需要作为刑事立法上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依据,在我国刑事立法研究中几乎已成通说。以利益需要作为启动经济刑法立法的根据,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片面夸大刑法的利益保护功能,在统一法秩序的幌子下简单处理法域间的关系,就会忽略经济刑法自身的规范逻辑和特点,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和社会秩序保护功能就都被利益保护所涵盖,并最终被淡化。畸重利益需要的经济刑法政策模式,难以促进利益的多元化,相反在利益驱使下容易使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模式进一步加强,不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刑法学思考

刑事和解反映出我国由传统的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变,在刑法上定位为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在刑法学上,其存在着"正当性"的问题,"法定性"的问题,以及刑法保障措施缺乏的问题。应该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刑事和解的考察制度与撤销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此为刑事和解的实施提供刑法保障。     

和谐社会构建中之刑法新思考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考量刑法,其目的是人权保障。刑法不仅保障社会中善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保护犯罪人的权利。刑事协商程序可谓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在刑法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其为刑事被告平等参与刑法司法提供了程序保障。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刑罚执行不应是惩罚性的,而是预防性的。国家的刑事政策应将个人自由之保护置于其价值核心。刑法司法不仅依据罪刑法定原则而审判,还须接受违宪审查或宪法诉愿的限制。     

欧洲刑法发展的“特洛伊木马”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其广泛的财政来源以及在资助、津贴、税收、支付和结算等方面面临的犯罪威胁 ,急需刑法加以保护。“保护欧盟经济利益的刑法 (草案 )”的出台 ,标志着欧共体统一刑事立法的趋势 ,它将对欧洲刑法体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立法动态和立法模式值得研究。     

民生刑法的品格: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民生刑法立足于人本刑法观,以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人权保障为价值内涵,以社会权利及其他民生权益的刑事保障为基本内容。《刑法修正案(八)》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及利益平衡,将宽容人道精神与宽严相济精神相结合,确立了刑事立法的人本价值取向。实现民生刑事保障的人本价值,需要形成和完善功能协调的民生刑法体系,并将人本价值理念在刑法适用、刑罚裁量和刑事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贯彻。     

数据犯罪刑事治理逻辑的消极预防转向与实践展开

积极预防刑法观主导的数据犯罪刑事治理思路着眼于风险管控,以安全价值为优先考量、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为首要任务,主要表现为数据法益抽象化、行为入罪早期化、平台责任加重化。国家刑罚权的急剧扩张使得规制手段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成比例,数据治理在立法和司法上均陷入过度犯罪化的窠臼,不仅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而且阻碍了数据要素的流动利用。贯彻数字经济“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的指导方针,刑法干预数据犯罪应恪守比例原则统辖下的刑法克制主义,从积极预防转向兼具预防性与有限性的消极预防,统筹兼顾数据要素开发利用与安全保障两大价值。数据犯罪刑事治理应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免于遭受不当干涉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范围及强度为目标,从法益论、不法论、刑罚论三个层面贯彻消极预防刑法观:在确定数据犯罪相关罪名的保护法益时,秉持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本位的数据法益观;在判断数据犯罪行为的可罚性时,贯彻基于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质危害原则;在对数据处理者施加刑事责任时,引入数据安全合规的刑法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