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新的里程碑

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认真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全面部署,标定了法治中国的新方位,绘就了法治中国宏伟蓝图,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     

法治中国的“一体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重要论断为建设法治中国规划了新的路线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过程中,法治国家勾画了一个整体性、纲领性的目标。建设法治国家,一是要求国家机构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构在法律设定的权力、职责范围内,按照法定的程序     

习近平法治思想脉络: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

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建设的系列论述,特别是他当年建设"法治浙江"的众多做法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不少内容在建设"法治中国"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中都得以充分体现。从建设"法治浙江"到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建设法治国家进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伟大创举(之十)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 改革开放30年,与经济飞速发展相伴随的重要方面是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30年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日趋完善……中国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迈进。     

以“软件”支撑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正在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次注定会被写入历史的会议。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其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升级版"方案,更在于会议本身即是一次重要的法治启蒙,它在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法治信仰的同时,通过大量"全民守法"的内容,推动中国社会法治信仰的形成。"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难于法之必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法     

以法治打造中国制度软实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战略部署,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点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了宏伟的蓝图,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法治建设战略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国家法律还很不完备,党和国家把建构法律体系确立为法治建设优先考虑的目标。从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想,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规划,建构法律体系被提升为国家法治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经过3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们完成了很多国家需要一两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立法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但是,建构     

民主法治——法治中国建设及当代意义

正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十分关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前进。"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法制建设中的经     

论法治政府与“宪政中国”之构建

法治政府是一种以良法统治为要义、以行政权规制为基本原则、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政府模式,它对宪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宪政的重要保障."宪政中国"之构建必须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关键与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决策,强化政府责任.     

领导干部要做法治中国的引领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从项层设计为法治国家建设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法治中国的新纪元。建设法治中国,需要法治干部。领导干部是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组织者、参与者和示范者,是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其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理念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党和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地方法治的实现路径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两个角度共同推进[1]。地方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地方法治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加快推进地方法治建设进程,必须着力提升地方各级党组织依法执政能力,各级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能力,各级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全面进步,提高全     

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 ——2016年北京市两会之声

一元复始,岁序更新,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政协会胜利召开.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北京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上取得重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     

用“五个坚持”推进法治新常态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顶层设计,由此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常态。全会提出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原则,是依法治国之本,是建设法治新常态的重要遵循,必须牢牢坚守。     

大国法治：规模视野里的中国法治建设探析

一、大国法治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立法速度不断加快，司法改革不断推进，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法学教育不断发展，公民法治意识不断提高，这些都表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正在当代中国轰轰烈烈地推进，标志着当代中国正在大步迈向法治社会。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现实生活离完备的法治状态还相去甚远。导致这一状况的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薄弱，法治理论的发展滞后于社会现实显然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大国法治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用法治思维管党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五个体系以及六项任务。纵观《决定》全文,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贯穿始终,涉及方方面面,这是继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当今中国,改革是动力,法治是定力,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绚丽梦想。＂法者,治国之端也＂。     

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以及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意义

正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全面地阐述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方针、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邓小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培育法治信仰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以及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行政执法随意性较大、司法公信力不足等现象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法治信仰薄弱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准确把握法治信仰的内涵及实践意义,探寻培育法治信仰的有效路径,以保障和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推进法治高职院校建设的路径

法治高职院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指在高职院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广大师生依据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条例,按照高职院校实际特点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遵循民主、公平、有序、和谐的原则进行依法治理,规范办学秩序,提升育人水平,推进高职院校科学发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样本”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一系列要求部署,紧密联系实际,以行政程序规范化为抓手、以政府服务法治化为重点,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在政府法治建设领域,引起专家学者和媒体热议,被誉为建设法治政府的＂湖南样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蓝图,明确回答了当今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