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诉中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确立及其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实现现代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思想，为此，必须做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定。本文从直接言词证据这一原则出发，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确立及完善提出了相关见解。     

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若干思考

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查处犯罪,惩罚罪犯,保护人民。采取什么样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对于能否真正实现刑法之功能,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一般都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严格坚持从实际出发,依法办事,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确实充分的证据为依据,准确地查清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应该说现有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指导办案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刑事证据规则若干问题思考

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科学、系统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目前粗线条的证据规则难以对司法证明活动发挥应有的指导、调整和规范作用。为此。首先应当明确证据规则主要规范的对象是证据资格而非证明力，并要明确证据能力或证据可采性的概念；其次，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     

刑事人身辨认证据种类辨析及相关证据规则的适用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新《刑事诉讼法》中,辨认笔录第一次以法定证据的形式出现在了我国的刑事立法中.随后出台的配套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构建了较为完备的人身辨认证据规则体系,这改变了长期以来辨认笔录作为证据于法无据、作为侦查线索运用混乱的失范局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规范层面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消除理论上对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方面的争论,人身辨认在证明对象、心理机制和证明方式上与相关言词证据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人身辨认证据规则的适用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从人身辨认证据种类界定入手,探究辨认证据在证据规则适用上的特殊问题,力图强化辨认证据的审查判断,以降低错误辨认的可能性及其对案件实体结果的不利影响.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CSSCI

我国三大诉讼法陆续将电子证据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种类纳入立法,这给我国传统证据规则带来了冲击。纵观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电子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判断、运用等方面证据规则的规定,仍旧散落在部分法律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当中。多数学者都承认我们迎来了电子证据时代,但"有立法、无规则"已经成为制约电子证据发挥其应有作用的最大瓶颈。实践中司法机关不得不参照既有的证据规则,常常会出现"不会用、不敢用、不能用"的现象,导致相当数量的电子证据被排除在案件事实证明范围之外,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和作出公正的裁决。对于电子证据的运用,除了要遵循证据的真实、完整、合法等基本规则,还要结合电子证据自身特点对其规则进行完善。     

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规则问题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过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既是以法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又是裁判者为确定裁判所依赖的手段；既是证据形式与证明内容的统一。又是实体要求与程序要求的统一。从证据的本质特征出发，可将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概括为：以法定形式表现、符合法定程序规定的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作为定案依据的客观事实和材料。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相关性这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     

浅析正当防卫案件的证据规则

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究竟应当由控辩双方的哪一方来承担责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防卫方应积极抗辩,尤其是对于防卫前提的抗辩,这关系到正当防卫是否成立;防卫方仅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进行证明,而关于是否防卫过当的证明属于检察院的责任。     

多媒体示证与刑事证据规则的冲突及协调

多媒体示证与常规示证方式相比有其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应用必然会对传统的刑事证据规则产生冲击,两者如何协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确立多媒体示证的必要性原则、客观真实性原则及配合使用原则,并正确界定使用多媒体示证的范围,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适用问题

证据规则对司法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刑事诉讼法为例来阐述该意义,通过我国与外国证据规则的比较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体系.     

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之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被告人口供的规定过于抽象,操作性差,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难以保障口供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有关证据能力方面的任意性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有关证明力方面的补强规则,完善我国被告人口供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传闻证据规则源自英美法系,目的是排除不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以保障当事人权利及诉讼公正。传闻证据规则的基本精神在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有一定的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大多落空。传闻证据规则是适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和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生的,其纷繁复杂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国家对该制度的借鉴。但该规则可以促使证据规范化和精细化,促使证据链条的形成更合理、更科学,保障诉讼公正、高效进行。在我国法制日渐完善的今天,如何合理借鉴国外的传闻证据规则,成为细化我国证据规则和摆脱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诸多缺陷的关键点。     

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性分析

要避免制度研究陷入边陲化陷阱，就需要对其作相应的功能性分析。传闻证据规则具有保证证据可信性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维持对抗制诉讼的隐性功能。另外还具有牺牲诉讼效率和放纵罪犯的潜在负功能。在基本层面上，传闻证据规则是基于对抗制诉讼模式与陪审团制度的需求而产生的；在根本层面上，是基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会控制系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发挥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需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与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等保障性条件。从总体上看，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需求性．但缺乏传闻证据规则功能发挥的保障性条件。而且，在目前制度条件下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可能导致调查取证更加困难。     

从警察圈套看刑诉中的证据规则

本文从美国的一则警察圈套案例开始,比较了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证据采纳规则,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就警察在采证问题上,为准确、迅速地打击犯罪,并在有效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提倡可以实行警检一体化的模式。     

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性分析

要避免制度研究陷入边陲化陷阱,就需要对其作相应的功能性分析。传闻证据规则具有保证证据可信性与被告人质证权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维持对抗制诉讼的隐性功能。另外还具有牺牲诉讼效率和放纵罪犯的潜在负功能。在基本层面上,传闻证据规则是基于对抗制诉讼模式与陪审团制度的需求而产生的;在根本层面上,是基于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会控制系统的需求而产生的。发挥传闻证据规则的功能,需要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与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等保障性条件。从总体上看,我国具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的需求性,但缺乏传闻证据规则功能发挥的保障性条件。而且,在目前制度条件下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可能导致调查取证更加困难。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自侦案件证据收集的指导——兼论对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的思考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自侦案件的办理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依法收集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过程,案子能否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关键就是依法收集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因此,正确运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来依法、合理、全面、客观的收集证据,对自侦案件的办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缺乏统一性、完整性,应从立法予以完善。     

台湾地区共犯口供的证据规则及其启示

广义上的共犯口供问题包括未共同审理的共犯的口供问题,以及在同一程序中审理的共犯或其它牵连案件被告人等共同被告的口供问题。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问题在台湾地区的证据法上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步清晰的发展时期。在台湾地区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共犯口供在其他被告的案件中作为证人证言,并要求补强证据;对于共同被告则可经程序分离而进行证人的证据调查程序,并且其口供同样也需要补强证据。对于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处理方式体现出台湾地区对严格证明法则的重视,对被告人程序权利保障的加强,也反映出口供在证据体系中地位的降低,但依然存在一些难题未能解决。台湾地区共犯及共同被告口供的证据规则能给大陆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传闻证据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能够推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法官与当事人的面对面,推动诉讼程序正当性和诉讼结果公正性。本文针对现行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传闻证据规则尚无明确规定的现状,对《刑诉法》相关条文的完善提出建议。     

刑事诉讼中的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补强证据规则移植自国外的相关法律规定。由于我国引进补强证据规则甚晚,对此规则的理论认识不清晰,因而不仅在司法解释时出现偏差,其含义、法理依据以及适用范围等也引起很大的争论,本文从理论现存的认识偏失入手,讨论我国司法解释关于补强证据规则规定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