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

本文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被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其中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还有另一个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的精神基础。《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当时民国的宪法精神。本文论述了《逊位诏书》所包含的政治宪法学要义，并揭示其对于当今中国宪制转型的启发性蕴含。     

透过《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看清帝《逊位诏书》

本期三篇主题文章都将清帝《逊位诏书》视为中华民国的建国性宪法文件，使得这个一百多年来为国人所忽视的文献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这无疑是在政治宪法学立场上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但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帝《逊位诏书》与同样作为建国性宪法文件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之间的关系，对这个关系的澄清，     

清帝《逊位诏书》在中华民族统一上的法律意义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结果是清帝逊位,以禅让模式终结当时统治中国的清帝国。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对中华民国建政意义深远。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因此被当然合法地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一个完整继承清帝国的主权国家。然而西方列强及国内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图谋瓜分、分裂中国的野心不死。因此,在辛亥革命中,中央、边疆民族与列强及分裂主义之间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宪政合法性及国际承认的政治博弈,虽然最终我们基本捍卫了领土主权完整,但仍需保持警惕,应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以应对西方的理论挑战。     

引言 大革命与大妥协

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辛亥革命,从此结束了帝制,走向了共和。百年后,当我们隆重纪念这场革命,再回首审视时,必然会有新的感悟。那次伟大的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许多政治经验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新的启示。本刊推出本期主题研讨,希望仅从清廷《逊位诏书》的角度,总结和反思这场伟大的革命。     

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

不同于启蒙哲学的政治公约主义,当代我国的“政治宪法学”研究兴起的是一种“政治私约主义”.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围绕《清帝逊位诏书》法学解读提出的“私约建国论”.私约建国论的宪政理念在于,否认暴力革命的建国正当性,诉诸于统治精英的政治妥协和非暴力的和平改良,以期对抗民族分离主义的政治主张.但是在政治正当性上,政治私约主义难以对抗政治公约主义,私约建国论不仅难以经受内部的代表性质疑,也无法对抗外部的分离主张.这一宪政理念源自于清末民初的立宪派思想,植根于英国政治的“辉格史观”.其理论困境的根源,在于否定和放弃了原本存在的宪政共识,因此难以获得普通认同的正当性根据.要摆脱政治私约主义背后的寡头政治原则,需要将政治正当性奠基于革命建国这一共同接受的宪政共识.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经验述略

清帝逊位之初十几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史。国民党试图凭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现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袁世凯或明或暗地破坏该法，欲使中国社会回归传统，让自己君临天下。然而，最终双方都以失败而告终。何也？在袁世凯，大概因为封建传统思想严重，过于迷信武装的力量和政治手腕，以至于公然逆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大概因为没有真正接受宪政文化的洗礼，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时局的把握也不够准确，以至于不知不觉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共和政体与国家建设:中国近代宪政史反思

<正>编者按:刚刚过去的2011年经历了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12年又迎来共和肇始与清帝逊位的百年纪念。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提示我们中国共和建设所经历过的艰苦卓绝的过程。在共和政治的起步阶段,民国政府就被迫面对旧秩序的解体与险恶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全面危机:边疆爆发列强支持的分离主义运动;作为共和政体基础的国家缺乏基本的制度能     

《汉语语法研究史》评价

关于汉语语法研究史的探讨,虽然近几年来出版了几本专著,但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有待人们继续作更多更深的拓展,以便取长补短、日臻完善。朱林清先生的力作《汉语语法研究史》一书(全书三十七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研究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世的。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试述张晋藩先生的刑法史研究及其学术价值

一、张晋藩先生之前的刑法史研究及其特色近代以降,学者对中国刑法史多有研究。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是近代系统探讨中国刑法史的开篇之作,其所用的方法仍是传统经史考证的方法。民国时期对于中国刑法史做专门、系统且深人的研究作品,主要有三部:一是徐朝阳先生的《中国刑法溯源》;二是黄秉心先生的《中国刑法史》;三是蔡枢衡先生的《中国刑法史》。这三部作品是用法学方法研究中国刑法史的奠基性作品,为后来的研究者构筑了一个范式。     

“大妥协”：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

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但大致完整继承了清王朝的版图与人口。这一主权连续性的建立,离不开清皇室、北洋集团以及南方革命派、立宪派之间的一场“大妥协”。“大妥协”的核心环节是清帝和平逊位,宣布向全体国民让与主权,以及南北两个临时共和政府以南方选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形式完成融合。“大妥协”为中华民国对清朝版图与人口的继承提供了法理根据,避免了激烈内战与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精英共识与政治信任的支撑,“大妥协”的成果未能持久。     

对《带有欺诈性质的窃财行为是盗窃还是诈骗》的思考——与王柯同志共同探讨

《中国检察官》总第89期刊登了王柯同志的《带有欺诈性质的窃财行为是盗窃还是诈骗》一文。文中对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别和定性从法理上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暂行新刑律》是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吗?

近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刑法史》一书,材料丰富,论证清晰,获益匪浅。但是,其中,关于1912年《暂行新刑律》是由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见该书386-389页)结论与众不同,是否妥当,本文就此问题谈些意见。关于《暂行新刑律》删修颁布的过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发表拥护共和的政见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即向参议院提出辞呈称:清帝“今既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同时,推荐袁世凯担任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开选举会,袁世凯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此后,为在南京或在北京就职问题,经历了一番周折,最后,孙中山迁就了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同意他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受职,并责成南京临时政府的迎袁专使蔡元培代表民国,接受誓词。     

论唐代立法中的审核程序

立法过程中的审核程序是使立法内容协调的一个重要环节。唐代统治阶级在总结了前人立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比以往各代更为完备的审核法律的程序。唐代的门下省是审核法律的中央机关。唐的中央中枢机关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组成。这三省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互相制衡。中书省负责制订敕令诏书,是中央决策机关;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制订的敕令诏书,是中央审核机关;尚书省负责贯彻由门下省审核通过的敕令诏书,是中央执行机关。《魏晋政柄·所归条注》载:“唐初,始合三省,     

就《心史》真伪问题答陈福康先生

就《心史》真伪问题答陈福康先生鲁同群读了陈福康先生《（心史）决不是伪书》一文以后，对陈先生在《心史》研究方面的用力之勤、资料搜集之广，印象十分深刻，也十分佩服。不过，陈先生这篇将近万言的长文并未提出任何足以证明《心史》不是伪书的有力证据，对拙稿的反驳...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垣的早期著作及其法医学贡献

陈垣,我国当代著名国学大师,史学家,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成绩卓著。他早年学医及执教期间发表不少医药卫生及医学史的研究论文,被誉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法医学方面,他于1908-1909年在《医学卫生报》发表《洗冤录略史》《吉省新设检验吏》《奏设检验吏已咨行到粤》《美医剖验交涉命案》等文章,呼吁建立现代法医学检验制度,其中《洗冤录略史》是对我国法医学史研究有一定影响力的早期著作,因此,陈垣应被视为我国法医学史研究的早期学者之一。     

西田太一郎:《中国刑法史研究》简介

<正> 日本法学界很重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战后三十多年来,出版了不少这一方面的著作、文集和论述。这些已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其内容大多偏重于律令和法律制度,而关于法律思想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比较单薄。西田太一郎博士打破这种局面,依据大量史料和法制实际,对中国古代从先秦至唐朝的刑法,尤其是刑法思想,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编著了《中国刑法史研究》一书。该书自一九七四年出版以后,很受日本法学界的重视。对于     

我国自力救济制度研究——以《大清民律草案》为例

自力救济作为公力救济之补充,在民事活动中广泛存在,在我国古代法中得到国家认可和广泛运用。无论对法律的体系结构还是司法实践,自力救济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十分必要。而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自力救济的重视和保护有所欠缺,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也多来自外国先进立法例,很少从中国法律史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大清民律草案》中关于自力救济的法律规定内容完备,立法技术较高。本文试图从法律史的角度纵向比较分析,以期从《大清民律草案》中获取一些对此问题研究的启发。     

“儒林”之旅的回顾与反思

自述半个世纪来研究《儒林外史》的历程,从考索吴敬梓的家世、探析其思想面貌,为其立传起始;进而又从多方面评论其作品《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并采用"五四"以来少有人运用的批点形式,前后进行四次批评,均能公开出版;尔后又研究前人的研究,撰写了《儒林外史》研究史。在研讨过程中联系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并发表一己之见,可作为研究史当代一页的补充。在反顾研究历程时,也述及个人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方法,如文与史的关系,认为二者可以互证,但不能互代,并且在校、注、评等方面均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