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人多户”问题的思考

＂一人多户＂是当前户政部门在人口管理中面临的现实性难题,它的出现和发展破坏了户口登记的真实性和公民合法身份的唯一性。＂一人多户＂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主要特性和产生原因。只有从组织、法律、制度、管理、机制、方法和技术上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治疗＂一人多户＂这一顽症。     

“人户分离”对警务工作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人口管理是警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给城市人口管理和社区公共安全带来新问题。破解因“人户分离”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难题，要从创新理念、完善制度、改革管理方式和提升服务能力等多方面入手，优化制度设计，整合管理资源，创新科技手段，实现对人口的有效管理和控制，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     

存续的一人公司探析——兼论《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的制定是我国公司立法上的新里程碑,一人公司的正名更是众望所归,但是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制度设计也还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缺陷就是立法者只明确规定了设立的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却未明确存续的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制度衔接。本文力图从理论上厘清存续的一人公司确立的必要性及其法律特征从而对公司法的完善提出些许建议。     

烟花爆竹运输中“一证多运”行为的处罚及其合法化探析

烟花爆竹运输活动中会出现一证多运现象,一证多运行为通常是被推定而存在;当具备许可证的运输行为主体与推定存在的一证多运行为主体不一致时,其中一证多运行为属于无许可证的违法性质,当具备许可证的运输行为主体与一证多运行为主体一致时,一证多运的性质较难认定。在现行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宜将其归于有证但使用不当之行政处罚领域;在立法上,建议将一证多运合法化,同时,应当强化行政机关对烟花爆竹运输的现场检查措施。     

历史与现实交融：“案多人少”的中国叙事

本轮民诉法修订的主要内容为以程序简化的逻辑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一经公布即引起了广泛讨论。从整体上看,本次稍显急迫的修订缺乏系统思维的指导,有违司法规律,并与保证《民法典》正确实施的目标相背离,在逻辑上有待反思。跳出时代的束缚观之,“案多人少”并非当代我国民事司法的新问题。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都面临着相当程度的人案矛盾。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对我国不同时期的人案矛盾和解决方式进行对比研究,可以看出调解制度在我国诉讼分流中的重要作用。在法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应当以更为系统整体的视角看待“案多人少”这一问题。     

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基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多价值冲突分析

公共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存在多价值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责任的不明确性和行政活动的不道德性。造成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问题,就必须以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定位,提高公共行政人员对公共性的认识,正确引导与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取向。     

论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其处理原则——从宜兴“冷冻胚胎案”说起

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其处理原则。在法律属性问题上,冷冻胚胎既不是民法上的物,也不是民法上的人,但它是自然法则范畴上的生物人。因此,其处理原则是:任何人或者机构都不对胚胎享有所有权和继承权;精子提供者和卵子提供者的法定生育权可以对抗冷冻胚胎的生命权;不得以违背公序良俗之方式贬损冷冻胚胎作为生物人的价值和尊严。     

从人性恶角度探析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兼谈对“八荣八耻”教育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只是两者沿着不同的路径:法律注重外在强制和不侵犯他人,对人性的约束力强;道德强调内省和利他,对人性的约束力弱。因而,法律与道德相通相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依其各自特点决定了法律对道德教育具有强化功能。所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实现,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外在强制逐渐过渡到公民道德内省的自觉行为。贯彻落实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时,要把道德的教化与法律的强制结合起来,发挥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强化功能,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引导我国公民践行“八荣八耻”的道德要求,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对国际商事仲裁“一裁终局”制度设计的质疑——兼论“自愿仲裁上诉”机制

“一裁终局”一直被众多学者认为是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基本特征和区别于诉讼的显著优越性之一。然而,随着国际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一裁终局”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的缺陷逐一显现。本文通过分析,提出对“一裁终局”绝对存在性和绝对优越性的质疑,指出“一裁终局”的缺陷以及给国际商事仲裁带来的众多障碍,从而引出在国际商事仲裁内部设立“自愿仲裁上诉机制”的建议。     

论新形势下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解决思路——兼论对“两少一宽”政策的反思

基于对《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解读,涉及民族因素的普通刑民事纠纷应当去民族问题化,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处理。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做特殊考量,在执法或司法实践中宽宥少数民族的做法,源于两少一宽等民族政策,这不仅在合理性基础上存在疑问,在实践中也产生出很多问题和弊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应当认为两少一宽等民族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并树立依法解决涉及民族因素矛盾纠纷的法治观念。     

“推究情实,断之以法”:宋代士大夫法律品格解读——兼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说之误

在宋代民间诉讼风潮以及法律庞杂化、理性化、近世化的时代变迁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争诵律令的习法风尚;树立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的司法公正理念;践行了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以及金科玉条,凛不可越的依法审断精神。实际上,即使在涉及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产讼案中,情理亦难以颠覆法律。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上述法律品格彰显了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性、确定性的真实面相;昭示了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司法的近世化转型,乃至匡谬学界所谓古代伦理司法旧说,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当代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亦不乏历史的启迪与自信。     

《灰地》与《灰人》的“灰方法”——兼论青年研究的方法创新

《灰地》、《灰人》是学者黄海的代表作.他以独特的视角及研究方法为当前的青年研究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参照思路.怀特的《街角社会》引入和深化了参与观察等“灰方法”而成为名著.《灰地》与《灰人》选材独特,参照名著《街角社会》运用参与式观察、“入场”式访谈以及生命历程理论等研究方法,为社会调查研究和青年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灰方法”研究经验.     

论由区分所有权人连带赔偿高空抛物所致损害的法律障碍——兼评《中国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法编》第56条

我国侵权法草案规定侵权人不明的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由“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建筑物使用人”连带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实质上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设定了一种对其在住宅内的行为随时举证证明的义务。这种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自由权利的限制和负担,无法解释和证成其正当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实施的抛物行为是其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侵权行为人不明,受害人就无法按照侵权法获得赔偿。区分所有权人相互之间的监督义务和协助查找义务以及作证义务,乃公法上的义务;以此为根据要求其对受害人承担连带侵权责任,违反了法律关系理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证明没有实施抛物行为,违背了未发生的事实无法证明的证据法原理。推定所有可能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实际实施了侵权行为,违背了违法行为不能推定的侵权法原理。所以该条应该删除。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下）——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教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上）——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的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一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较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