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从药家鑫案与加拿大碎尸案导入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论物证技术的理性基础及非理性克服——以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物证信息调控论为视角

物证技术科学的继续发展应当立足于对其理性因素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其非理性因素的克服。物证技术理性的三大构成,即证明方式变革、基础理论的发展、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是物证信息调控理论提出的基础。这种理论可用以分析物证技术在现场勘查的认知模式、操作程式及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进而为克服这些非理性因素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论犯罪需要和犯罪动机

犯罪活动是由犯罪需要和犯罪动机所驱使的。犯罪动机对犯罪行为的发生起着始动、导向和强化的作用。而犯罪需要则是构成人的动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 ,为犯罪动机的形成提供了心理发展的原动力 ,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     

论犯罪动机——为犯罪动机的构成要件地位而呐喊

犯罪动机是指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 ,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并促使犯罪行为朝着犯罪目的进行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 ;现行刑法理论中的“第二种意义的犯罪目的”实际上就是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与一般行为动机的显著区别在于其负价值性、立法意志选择性以及与犯罪行为、犯罪结果的关联性。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 ,间接故意犯罪、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是犯罪意志的核心内容 ,不是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当确立犯罪动机的选择要件地位。     

非理性的犯罪与理性的立法——暴力袭警行为之刑事法思考

暴力袭警严重侵害了警察的合法权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关于袭警行为是否应当单设罪名予以刑法规制,理论界与实务界有不同的声音。面对非理性的犯罪,需要的是理性的立法。因此,应对袭警行为的规制进行全面反思,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借鉴西方国家关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提出应对暴力袭警的新的立法建议。     

试论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是犯罪主体的恶性需要超出社会允许的范围而又不能自觉进行调整和压制时,在环境条件具备和特定目标的刺激下形成的一种激发并维持其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力。犯罪动机在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正确认识和掌握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在侦破案件和审判案件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犯罪动机与预防犯罪有密切关系,因此,减少或消除犯罪主体产生犯罪动机,是预防或减少犯罪的有效手段。     

刑罚替代措施:理性思考与路径选择——以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为视角

对情节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优先适用刑罚替代措施是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主流趋势。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刚刚起步,实务界也关注甚少,此方面的立法虽有规定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位现象,导致适用的效果并不明显。准确定位刑罚替代措施的指导理念和理论依据、科学界定其适用条件、理性选择其种类设置,是目前建构我国刑罚替代措施时必须要重视的。     

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论笺

在非理性问题上，非理性主义过分夸大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国内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偏重从认识论角度研究非理性，对非理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用力不够。非理性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重要性日益显露。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一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法治视域下人的非理性因素培养

法治是人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着法治思维的确立和法治行为的实施乃至最终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欲望、情感、信仰在法治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人的秩序情结、权威敬畏、公平自信,应在法治理性的约束和引导下加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解读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描述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犯罪人生理、情感和习性特点的描述,以及他的犯罪与种族遗传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区分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与同时代菲利、加罗法洛和李斯特的犯罪学,认为前者属于犯罪人类学和生物学理论,而后者属于犯罪社会学理论。最后,作者深入到在法哲学领域,试图将龙勃罗梭的理论纳入到西方法律思想史。作者认为,龙勃罗梭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学与人类学尚未各自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勃罗梭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和犯罪社会学的早期理论。龙勃罗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理论标志着形而上学法哲学向社会学法学的转型。     

以“理性”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看待后现代理论的“非理性”

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思潮,针对一些学者所认为后现代的本质是反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这一思潮是建立于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是对现代社会所产生“非理性”后果的“理性”反思。“理性”、客观对待后现代社会思潮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的影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活动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理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决定着认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非理性因素是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对理性因素的重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认识活动的过程.在承认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作用,诱导作用、调节作用和选择作用.     

再论犯罪动机的几个问题

犯罪动机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探索犯罪动机的规律性对于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对犯罪动机的概念、性质、过失中的无意识动机和犯罪动机功能独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犯罪动机的周期性

在系列案件发案的时间上,个体犯罪动机的发生呈现周期性的变化特点。犯罪动机的周期性变化表现了犯罪个体不良需要的满足、变化趋势,是犯罪心理发展起伏性的表现。犯罪动机的周期性是犯罪心理发展的共性特征,在不同犯罪个体身上,又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对犯罪动机周期性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可以对犯罪心理的变化、犯罪行为的发生有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在研究个体的系列犯罪时,有更多的参考指标。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论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是故意杀人罪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杀人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这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影响甚至推动了杀人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在杀人犯罪行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无意识犯罪动机的本质分析

无意识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无意识的来源,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与社会无意识区别性地体现于无意识犯罪动机的各个方面,同时,三者又相互结合、相互渗透,与意识到的犯罪动机共同形成系统的犯罪动机状态。以犯罪动机结构为基本模型,可以系统分析无意识犯罪动机在青少年犯罪、过失犯罪、情绪型犯罪、变态型犯罪、群体犯罪与游戏型犯罪等类型犯罪行为动机中的表征,它们与意识状态的犯罪动机共同构成犯罪行为的动机力量。无意识犯罪动机对于在刑事司法实践的应用中深度地揭露犯罪,对于罪犯的心理动力矫正、犯罪性人格与行为改造,均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对反腐败斗争现状的理性审视

正确认识新形势下党的反腐败斗争现状 ,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有助于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党内的腐败现象 ,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 ,激励大家的共同参与意识 ;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有助于党的纪检监察工作有的放矢 ,严厉惩治腐败分子。     

荣格的情结理论与犯罪动机

深刻理解犯罪动机是犯罪侦查和犯罪防控的需要,而对犯罪动机的深入研究有赖于刑事实践和科学理论,尤其是心理学的重要成果作基础。作为荣格分析心理学基石之一的情结理论,在犯罪动机研究中拥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因而,从情结角度考察犯罪动机,对理解犯罪动机的结构、类型及其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犯罪动机恶化的因素分析

犯罪动机是推动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内部动力。犯罪动机在支配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常常因为主体内外因素的变化而使犯罪主导动机恶化 ,即犯罪动机向更加罪恶的方向发展 ,激发更加恶劣的犯罪行为。犯罪动机的恶化是有规律的。影响犯罪动机恶化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犯罪主体所面临的恐怖程度 ;二是犯罪主导动机的罪恶程度和犯罪主体的自我评价 ;三是犯罪主体的人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