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金融危机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创新

文化创意产业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产业,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拓展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显示了抵御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是开辟"新蓝海"的价值产业.通过产业内部按照"市场价值重构"原则进行调整,创意设计、咨询策划、动漫画、益智网络游戏、电影电视音乐以及休闲旅游应成为未来该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而政府作为"引导者"则应从提供法制、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     

文化治理场域下中国文化保税区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在"一带一路"的伟大倡议下,对外文化贸易和跨境文化交流增长迅速,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政策优势繁荣发展,产生了进一步优化文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升政府文化治理能力的需求。为此,我国现已建立和筹建诸多文化保税区,以推进创新文化贸易实践模式及创新实践的体制改革。现阶段,我国文化保税区以税收减免为核心,以高效的服务为基础,为我国文化经济搭建起便捷化贸易平台,在聚集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与促进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中驱动效应显著。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保税区在实践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在研究文化保税区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找出阻碍其治理机制创新的原因,探析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推动我国文化贸易国际化进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对恶俗文化治理的探索

近年来,恶俗文化在电视节目和网络中大行其道,大有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趋势。恶俗文化的大肆传播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究其传播发展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应当通过提高认识和批判能力,加强主流文化的传播,强化媒体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完善政府监管等手段来对其进行治理。     

东亚地区大都市的管理层级设置及启示——基于对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的归纳分析

在城镇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历史传统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东亚典型城市的管理层级,对于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四个东亚典型城市治理层级的基本特点是:层级精简、结构扁平;各行政层级职能分立、合作互补;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实行基层自治。其对我国城市管理层级改革的启示是:应精简"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科层高耸结构;打破职责同构,合理配置城市政府纵向职能分工;变"一只手"的政府管理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治理,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城市基层治理。     

马克思社会与国家理论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发展现状,创造性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执政理念。在表明"大政府小社会"时代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在国家这个政治统治工具还需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新课题。而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理论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党委问责、议题空间与地方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基于地方电视问政的比较案例分析

电视问政是融媒体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借助传统媒体平台推动社会监督、扩大公众参与、提升行政效能的创新实践。既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其政治意涵和传播价值,但缺乏对地方政府电视问政节目运行模式差异的系统分析。基于"党委主导问责力度"和"媒体议题设置空间"两个维度构建分类矩阵,通过对武汉、温州、新乡三地电视问政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党委主导问责力度遵循党管干部的逻辑,构成电视问政运行的内部驱动力;媒体议题设置对民生实事的回应遵循舆论传播规律,构成电视问政的外部驱动力。构建影响电视问政运行的内外联动机制,展现了党委领导下人大、政府、政协、媒体、公众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推进地方政府行政发展的实践样态。     

“善治”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映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理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进一步梳理"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内涵,对社会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文章以"善治"为视角,指出在未来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到: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建设"善治"的政府、建设"善治"的社会、完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综述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以来探寻适于中国改革发展实际的治理理论以及善治良政的实现途径已经成为热点话题。从国外的"无缝隙政府"、"网格技术应用以及社区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管理"对于我国创新治理提供了一种重要而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工具。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理论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简评,以期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治理”概念的认识与思考——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治理”的文献为研究对象

对于"治理"概念的内涵,学界最早将其理解为预防与整修,随后被理解为社会治安问题的综合整顿、整治,再后来发展为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运行,到如今进一步被理解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有序整合、配置与运作。学界对于"治理"认识的发展演变,除受国内外整体学术环境影响外,最为根本的是受国家、尤其是党内对于治理一词的认知与重视程度的影响。对治理概念的理解,要把握如下四个方面:一是要摒弃将"治理"当作舶来品的误区;二是要看到中西方治理在政府管理侧重点上的差异;三是要看到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四是要看到国家治理是我国未来20年的重要改革目标。     

文化整合性治理: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愿景

不管是传统的政治统治,还是行政与政治的分离,抑或是技术工具治理以及硬规则的法律制度,都存在着多重治理悖论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问题。"文化整合性治理"是对共识性社会问题或者政策问题解决的新思考,其并非仅仅指对文化自身的治理。文化整合性治理以治理文化倡议为引领,着眼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资源的多重整合和多元融合,塑造社会文化价值观,力求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寻求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机制。文化整合性治理的构建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多元主体平等有效互动,化解公共事务的"碎片化"问题;二是政府责任明确,处理好社会自由与市场规制的关系;三是传播"环保正义观",形成可持续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四是营造"环保文化共同体",使社会责任成为一种文化自觉。     

网络文化粗鄙化及其常态化治理分析

网络文化粗鄙化是指在网络社会中流衍的以粗劣低俗为特征的文化倾向，它以粗俗的形态、劣质的内容和低俗的言辞传递不良价值，渲染不良行为，它消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造成文化行为迷乱，恶化文化生态。网络文化粗鄙化的基本动因是追名逐利，其中夹杂着寻欢和悦心、贬人和捧人等动机。治理网络文化粗鄙化，要以日常化、大众化、生活化的方式，通过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措施，采取经常性措施推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探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民众对于社会保障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国家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新形势,结合国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提出进一步改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以期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和发展有所裨益。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理论考察——社会管理创新系列研究之六

"五位一体"是党的十八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总体布局,具有很强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对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来说,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引领我国未来社会管理领域向社会协同治理方向迈进。     

论作为新型治理工具的信用规制

在信息时代,我国将信用规制作为新型治理工具是两个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以社会信用文化、法治思维和信息治理经验为基础动力;另一方面,它以扩展政府的治理边界、创新政府治理工具、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为基本动力.由于信用规制具有规制对象的广泛性、规制过程的系统性、规制取向的多维性和规制影响的持续性等,而且"黑名单"...     

社会管理的组织创新——从“网格连心、服务为先”的“仙林模式”谈起

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了"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新任务,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也提出了要"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发育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只有大量的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务中,才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推动传统政府向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我国现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组织作为沟通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是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政府治理的"减肥剂"、社会公平的"代名词",对社会的平稳和谐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破解社会组织发展处于长期宏观鼓励与近期微观约束、现实空间广阔与制度空间狭小的尴尬局面,促进社会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项目资助下,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就"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创新"的主题在此进行了全面研讨,既有实践的探索,又有理论的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进行了解读和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探析互联网参政议政模式对构建市场治理性政府的意义

网络参政议政改变了我国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由高到低的权威模式转变成政府和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市场性模式,从形式上改变了"官"和"民"的姿态,公民的利益诉求通过便捷平台得到表达。网络参政议政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培养公民的民主和参与文化、监督政府执政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参政这一形式的发展在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持续发展、源末关联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

治理与善治理论强调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是政府与社会通过合作、协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已证明农村社会管理中大政府的模式不可取,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提供群众基础,根据治理理论我国应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以通过强政府和大社会的合作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