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谁补偿谁受偿”和“补偿标准”之争引发冲突,为了实现流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流域上下游必须从零和博弈走向协同共担。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框架,以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提出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的实现需要纵向上下级政府联动、横向上下游政府联动以及社会参与的多方联动相结合。在流域生态补偿协同共担机制的运作逻辑中,制度安排为上下级联动提供法制保障,主体功能区位势差异为上下游联动提供必要条件,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担合力。未来需要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主体功能区优势互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     

基于绿色财税政策的湘江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影响到该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江流域生态问题是多方面的,湘江流域的治理也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撑,其中绿色财税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行的财税政策存在着许多弊端,需要从生态环境财政政策、相关税费制度与政策、市场相关机制等角度加以完善。     

流域生态补偿及其模式初探

流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我国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国外流域生态补偿较我国起步早,其生态补偿发展了较完善的模式,亦可为我国借鉴.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可以将流域生态补偿划分为三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交易模式、NGO参与模式.目前,政府主导仍是主要的补偿模式,但市场交易与NGO参与的模式亦在局部地区发展起来,并收效甚好.     

流域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东江流域的分析

东江发源于江西,流经广东省入海。东江水除供本流域用水外,还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供应流域外的深圳和香港地区以及广州市部分地区。因此,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涉及地方政府间关系、一国两制体制、上下游生态保护、跨流域取水交易等众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东江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水库移民的补偿,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政府对上游河源市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包括:法律基础薄弱,水资源产权不明晰,补偿方式单一,下游积极性不高,补偿标准偏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参与缺乏。在现有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加快制度建设 推进生态文明——以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亮点,概括提炼其中最显著的四个亮点,其中亮点之一是首次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此为切入点,结合这些年浙江省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方面做出的开创性探索实践,就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行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剖析,并探求了当前加快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相应举措。     

跨界流域治理中地方府际协作机制研究——以菇溪河为例

"五水共治"以来,浙江省整体的水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在水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实看来,这一治理方式过度重视地方水权,忽略了水域的整体性,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地方区域性与流域整体性的冲突,流域治理很难协调统一。河长制虽然能够职责到人,但对于跨区域流域却很难奏效。因此加强地方在跨界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跨界流域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以菇溪河为例探究了一河分两区的治理,为解决跨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尴尬局面以及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沟通协作机制;依法治水、依法管水,设置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授予;完善公众参与治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对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调查与思考

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和商洛三市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形成了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生态屏障,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的重要水源地和取水口,当地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意义重大、世人关注.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和受益地区和谐发展.要强化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提高我国的生态文明水平.     

以机制创新推动生态补偿科学化——基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陕南汉江、丹江流域的考察

陕南汉江、丹江流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两江”流域人民为实现“一江清水送北京”做出了巨大贡献.破解陕南两江流域在生态环境保护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两难困境,实施生态补偿是一项重要的路径.要实现生态补偿科学化,必须从由谁补偿、长期补偿、向谁补偿和补偿标准、补偿渠道、如何监管以及常规制度建设等六个方面入手,进行机制创新.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模式、困境与方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新常态——以湖州市为例

湖州市生态补偿机制在理性与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但还需要突出困境不断完善,一是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与"工业强市"战略的平衡路径;二是探索使用后付费模式,推动生态补偿模式的过渡;三是打造一个全市统一的生态补偿平台,克服不均衡发展的局面;四是将生态补偿覆盖到绿色产业体系,激发生态红利。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基于长沙的CVM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居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价值评估是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的重要前提。采用开放式和支付卡问卷方式对湘江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进行问卷调查和价值评估的结论是,居民对湘江流域综合整治生态补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70.32元/（月.户）。     

论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治理的视阈

当前,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愈益尖锐,现实症结应在于流域政府纷纷实施了地方保护的策略选择,体现为一种政府外部性,其衍生的根由则在于流域政府权力产权界定不清导致了相互间正交易成本的出现.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相关启示,须建构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从而规范流域政府各自权力产权,降低因相互摩擦所引发的交易成本,由此即可以减少或消除此种政府外部性,最终求解流域水资源消费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反复博弈模型和制度主义的援证,公民退出选择与呼吁力量的驱动以及流域公共利益观念凸显和官员的理性自觉,流域政府间横向协调机制之建构成为可能.而其主要类型的界分则同样可以受新制度经济学启发并吻合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而区分为科层机制、市场机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三种,它们相互存在替代性但更应实现有机的结合.     

城市群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是国内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共建共治水平的关键因素。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群绿心区的共建需要建立区域统一性生态质量评估体系,根据考评结果自上而下确定各级政府的奖励性补偿额度。同时,需要建立生态赔偿制度,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并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实施现金补偿与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当前空气污染与雾霾天气已严重危害公众健康,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正常秩序。北京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与地理位置,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空气污染重灾区之一。本文试图以北京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为例,旨在阐明空气污染跨域合作治理的基本规律。在规范研究上,总结了传统区域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是跨域治理理论发展与演变的三个方向;在经验研究上,通过分析北京地区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历史与现状,归纳了利益协调不足、碎片化现象和单中心治理等问题症结。针对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存在问题,必须建立国家层面的空气污染防治战略,健全空气污染跨域治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完善跨域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功能,创新执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履职、市场协调与社会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新模式。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及相关实践——以西安市为视角

生态补偿制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其理论基础是外部性理论和法益理论.西安市应建立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兼顾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     

机制演进的分水岭：流域污染治理中纵向压力如何推动横向协作？

长期以来,流域污染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掣肘了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政府层级间纵向压力先后通过纵向干预和横向辐射两种机制推动了横向协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机制演进的“议题驱动—策略节点—机制分野”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宏观结构、中观制度、微观行动者层次的重要议题和关键节点催生了机制演进的分水岭,通过结构环境的转换式调适、制度设计的层叠式演进、行动情境的更替式变革等三条路径,在流域污染治理领域中实现了量化指标包干、项目式协调、信息单向流转向目标共享、权责共担、平台共创的机制分野。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压力型体制发生了从结构有效性逻辑向适应性逻辑、从制度的政治势能向政治动能、从科层化刚性运作向网络化柔性动员情境的多重嬗变。     

跨流域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探讨——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切入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本保持很好的河流被人为污染,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地不便。一方面源自企业自利动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丁公地悲剧的现象,从侧面上反映出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这一现象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就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区域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