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企业合规计划之构建研究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其规制模式亦从外部规制转向内部自我管束。同时,在预防和规制策略上,更加依赖通过外部激励威慑与内部自警自监并重的思路,而非单纯依靠严厉制裁手段。我国在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制度时,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制定统一的有效合规计划指南,行政监管部门则负责制定具体的行业合规构建标准,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和内部合规制度,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衔接,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有效企业合规计划制度。     

论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中国路径

通过对企业合规检察面向的谱系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对合规总体宏观的理论论证、试点决策、规范制定,还是就合规具体试点的推进方式、进度调控和领域调整,检察主导已成为中国企业合规的鲜明特色.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内生动力和深层根源涉及三个方面:主体认知自觉,即新形势下对检察工作省思后的创新探索和职能延伸;法理依据证成,基于对合规"...     

剖析企业三大管理体系

近日,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再提央企要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这距离2012年国资委发布有关内部控制建设的通知,已经7年。其间,国资委2018年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加上国资委2006年后一直在推行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企业已有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三套管理体系。如何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部控制(内控)与合规管理(合规)的关系,成为所有企业风险管控领导者及从业者的一大难题。     

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限制的三种模式

作为一种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合规不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原则的又一适用场域。如何明确和限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在探索合规不起诉制度时应该关注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视野来看,美国的内部控制模式和英国的司法监督模式是目前限制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两种主要代表模式。内部控制模式以美国司法部的内部文件的约束为主要手段,侧重发挥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功能。司法监督模式以法官的司法审查为主要手段,关注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实际控制问题。我国对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采用的是双重控制模式,即以保护民营企业这一基本原则与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为内部约束,以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与合规听证为外部监督机制。作为主管部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细化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的遴选条件,明确有效合规的标准,促进程序公开透明。     

合规整改中的高层承诺原则

高层承诺原则是企业建立和实施有效合规计划的重要制度保障。理解高层承诺原则的关键是区分“合规治理职能”与“合规管理职能”,企业董事会、执行团队应在领导、监督和实施合规治理职能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从而为企业的合规管理活动创造条件。根据该原则,企业高层需要建立合规领导机构,制定专项合规计划,并确保合规计划的持续改进和完善;通过制定商业行为准则、发表声明、参与培训和交流以及率先垂范等方式,向全体员工、投资人、分支机构、商业伙伴等传达合规治理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念和合规管理的知识技能;保证合规管理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入,有力地协调合规与业务的关系。最高层对合规治理的承诺和重视,将成为企业合规治理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合规管理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强大支撑力量。     

企业合规不起诉中检察裁量权的合理规制

当下我国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而展开的,检察裁量权的扩张是推动改革前行的必然要求,权力滥用的风险也随之产生。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运行包含程序启动、达成协议、合规考察与评估决策四个阶段,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贯穿始终。通过对现有指导性规范的分析与试点实践的考察发现,裁量权行使的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试点实践中形成的由“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组成的混合型权力规制模式存在一定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检察裁量权的规制作用。通过完善案件遴选机制,建立明确的合规监管模式选择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程序与权利救济机制等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有效规制。     

出口管制下 商业伙伴合规再审视

<正>随着国际贸易合规建设的发展,对出口合规管制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大量因商业伙伴不合规而导致进出口企业受到处罚的案例层出不穷。本文从出口管制与合规角度,阐明商业伙伴合规的概念及内容,以及如何审视及规范商业伙伴关系。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空间与路径

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中,并非每个涉案企业的财产性利益均遭受侵害,且本罪保护法益应为公平竞争机会,保护的直接对象是市场潜在竞争主体,企业非该罪中纯粹的“被害人”,因而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对这类案件应当是有适用空间的。企业对促进本罪法益恢复的优势与对自身所创设风险的管控义务,为在本罪案件中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为实现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规范发展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对这类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应当坚守企业自愿原则、明确损益平衡、聚焦专门整改。只有经过对适用基本条件、利益损失、自愿性、企业过错等关键要素分步骤、层次化的判断,才可以分别对符合“合规激励”类型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并对符合“积极引导”类型的案件适用非涉案企业合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加强了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防范治理,对该类犯罪积极探索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成长,从而真正实现保护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助其行稳致远的目标。     

刑事合规试点模式之检视与更新

我国检察机关目前对于民营企业犯罪探索建立的刑事合规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引导意义,但在发端背景、合规互动结构、案件适用范围、法源及合规强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影响刑事合规的适用效果。通过改造我国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归责原理的路径来达到刑事合规扩大适用是不经济的。我国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建设需要避免合规概念的泛化,通过区分犯罪类型、细分企业规模及控制合规成本等方面的细致设计来激发企业建立合规体系的内驱力。外部监管方面应通过更新监管理念来获得行政监管机构对企业合规建设的协同,可以试点先行延长合规考察期限。     

刑事合规司法效果的厘定及其刑法证成

刑法是刑事合规最有效的依据。当前的刑事合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刑法理论滞后的制约。为了实现政策性合规向法治化合规的转变，必须为其提供三重证成。首先是效果证成。必须着眼于刑事合规的多重效果，从多个角度扩大刑事合规的司法适用范围，改变检察机关“孤军作战”的局面。其次，制度证成，要充分挖掘刑事合规的刑法根据。企业合规从广义上看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诸多规范，域外法律规范可以对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但刑事合规的依据只能是国内刑法规范。国内刑法规范包括刑法总则、分则等直接规范以及前置性规范。再次，法理证成。刑事合规明显是在积极的特殊预防观念中融入了修复性的司法理念，因此具有重塑刑法制度的功能；从合规目的的实现路径来看，它依赖于刑法采取规范违反说作为评价实质违法性的主要根据。在处理涉案企业责任分配的时候，转嫁罚理论不适合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理，不应让员工为企业犯罪背锅。同时，涉案企业、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责任人员承担的责任不同，这决定了刑事合规可适用于主管责任人员并适用于重罪。     

企业合规：价值维度及实现机制

<正>企业合规（行文中企业合规管理或合规管理与企业合规在相同意义上使用），既有依法依规进行经营的含义，又有企业为自身免受刑事、行政责任风险的含义，也包含国家为实现经济社会治理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国家治理活动。从律师行业及市场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合规无疑是律师职业新的业绩增长点，市场前景广阔，但一些律师并未全面了解企业合规的相关内容——主要是企业合规的价值、实现机制问题，或者仅只关注到“合规不起诉”，因此对企业合规的理解失之偏颇，不够全面。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的检察样本——评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展示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鲜活实践，反映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检察思维。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的描述更为细致和全面，基本按照案件办理的流程完整介绍了企业合规整改的酝酿、启动、开展和验收等环节，通过实例诠释了相关规范，对推进改革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从这些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当下的企业合规程序具有检察主导、专业适配、程序透明、行刑协同、延伸治理等特征。未来选取合规典型案例应向大型企业拓展，向侦查阶段延伸，并注重厘清合规整改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明确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定位。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有效性评价的探索

<正>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有效评估、监督是一项专业性、体系性工作。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有效性是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追求的直接目的。合规整改情况是第三方组织在考察期满后作出合规考察报告的根本依据,有效的合规整改是企业实现合规管理目标,形成合规文化,最终形成合规力创造价值的基本前提。立足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实际,     

论后次贷危机时期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法律监管

内部交易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监管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与集团内其他实体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在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潜在风险。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规范有赖于内控机制建设、外部监管、市场披露三个层面的共同作用。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条例》正是通过对金融控股公司施加内部控制的法律义务来实现对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交易的有效监管。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完善

对涉案企业合规整改进行有效监督考察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2021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8部委制定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了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范围,规定了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及第三方组织的职责。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有助于督促企业进行风险自查,制订全面有效的合规计划,堵塞企业管理漏洞,促进企业合规经营,实现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整改。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的法人犯罪惩治机制建立在单一的刑罚威慑框架之下,其以膨胀刑法条文、严峻刑罚为主要手段,未能有效遏制日益突出的法人犯罪问题。基于对单一国家规制模式的反思,国外出现了以赋予合规计划诉讼及量刑意义为具体手段、旨在提升法人组织自主犯罪预防效率的各类立法与司法实践。企业法人组织是否依据其自身文化、所处行业及销售规模等“个性”因素,设计并执行一套用以鼓励成员个体对企业犯罪事实积极予以披露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是鉴别具体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通过对“合规计划”这一概念中的规范与社会性要素加以描述与强调,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企业治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治理原则与最佳操作指引》提升了合规计划妥善保护与激励举报人的整体能力,为我国法人犯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     

浅析《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中的合规审查

<正>2022年是国务院国资委“合规强化年”，也是《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印发的“元年”。如果说，“合规强化年”是旨在对中央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工作进行提升和完善，《办法》则是对此前《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乃至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整体思路的大调整。《办法》中，“重大决策事项的合规审查意见应当由首席合规官签字，对决策事项的合规性提出明确意见”是令人关注的要求之一。《办法》通过明确首席合规官来承担签字责任，抓住“关键少数”来提升管理质量。     

监察合规：企业合规的反腐败之维

开展监察合规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单位职务犯罪合规程序、实现宽宥处理行贿企业的规范化、确保涉企合规案件中检察官等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均有裨益，但需对其与“零容忍”“行贿受贿一起查”等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单位能否被立案调查、企业合规监检衔接等问题作出回应。监察合规的路径可从内、外两个视角展开：外部视角主要表现为纪检监察机关对企业的事前廉洁合规教育和腐败预防，对事后合规激励理念的贯彻，以及对相关公职人员是否廉洁依法履职进行监督；内部视角主要指在党统一领导的分工负责制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合规监督作用的充分发挥。应明确的是，监察机关自身无须进行合规管理，但需要恪守权力行使的边界。     

重罪案件适用企业合规的困境与纾解

当前,重罪案件涉案企业更具合规的必要性,尤其是中大型涉案企业。但现有法律框架内的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激励在合法性、有效性和协同性上均存在一定问题,如单一乏力的激励机制弱化企业合规内在动力,诉后合规激励缺乏有效的司法协同、刑行衔接等等。对此,可以建立企业与企业家责任分离的归责路径,企业以合规无效作为归责基础,直接责任人则以行为过错作为追责依据;构建合规效力体系,实现对企业合规的多层次激励,立法上明确企业事前合规的阻却犯罪效力,事后合规对企业、直接责任人法定减免刑罚的效力;依托联动机制,确立法院诉后合规量刑裁量的主导地位,注重“后刑事阶段”的行政激励,统一合规激励行刑间的效力。     

内部审计——对内控制度的再控制

一、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建立严密的内控机制,正确处理好监控与发展的关系,是确保企业安全有效运行的关键。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特殊形式。内部审计是在一个组织内部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理及有效所进行的独立评价系统,以确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是否贯彻,建立的标准是否遵循,资源的利用是否合理有效,单位的目标是否达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审计是对内部控制的再控制。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