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以草根环境NGO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始活跃在我国环保领域,尤其自下而上的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关注.虽然西方学者主要以敌对、中性和合作三大关系讨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情况.根据分类控制策略的理论,以草根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主,提出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合作关系.最后,提出良性的合作关系是我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资源依赖”视角下政府与NGO的合作——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解释,政府与NGO的合作存在着高度资源依赖的关系:政府对NGO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NGO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依赖。实践说明,政府与NGO合作是建立在各自拥有资源相互依赖基础上的有效合作,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政府与NGO关系的良性发展。但在现实中,政府对NGO的公共服务依赖还是很有限的,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依赖,理想模式应该是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即政府与NGO都基于公共服务的目标,相互依赖对方的资源,满足服务接受者的需求。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环境难民”国际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小岛国家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为视角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小岛屿国家面临着领土被淹没的威胁,例如图瓦卢的大部分领土已被海水淹没。科学家预计,在未来的30年会涌现出大批因气候变暖而流离失所的“环境难民”。然而,“环境难民”并未纳入难民地位公约的保护范围,这些难民将何去何从？谁该为环境难民的现状和未来承担责任？因此,探析环境难民的国际法保护问题刻不容缓。     

包容性协商：中国社区的协商系统模式与有效治理趋向——以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为例

包容性协商概念是从中西学术争论和中国实践困境中提出,并在已有五种理论源流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建构的。作为现代治理新理念的包容性协商扬弃了包容性民主和协商系统论,是在治理中由多元主体尤其是公众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平等表达方式参与协商以解决利益关联性问题的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协商的主体、场所、实体、传播、决策、执行等要素和过程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在社区协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群众性表达方式和参与性治理方式。基于对全国第一批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天长市"11355"社区协商共治机制的剖析发现,无论是"1+N+X"的协商组织架构,还是"五步五单"的协商议事流程等都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从国际上最新概括的协商系统六要素出发识别,其社区协商具有整体的包容性。包容性协商既是对西方相关民主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协商系统经验模式的概括;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些地方的城乡社区会产生协商共治和有效治理的局面,也将成为我国城乡社区有效治理的模式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