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何以持续?——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的现实难题。制度演化理论以系统、动态的视角为我们分析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制度演化理论的解析,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路径依赖、地方政府间的竞合关系、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通过建立制度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连接点、构建科学的制度创新绩效评估体系、培育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摆脱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竞合、提高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的契合程度、强化制度创新的制度化能力等,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内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

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是当前地方政府创新领域关注的热点,但学界对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涵界定尚未明确。通过对目前国内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的梳理与分析,地方政府创新的价值选择是创新可持续性的基础。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本质属性而言,其内涵应包括创新行为的可持续性和创新结果的可持续性。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构成创新可持续性的核心要素,这种动力的来源是转型时期以来利益结构的嬗变。此外,基于行政生态的视角,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对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地方政府绩效的外部评价——南京市万人评议政府模式的研究

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的着力点,可以结合南京市万人评议政府这一典型案例深入探究目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不足之处。并以“测评方法的应用”、“改善评议主体”、“完善评议指标体系”、“创新组织方式”四个维度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就如何优化地方政府绩效的外部评价模式提出相关引导性对策。     

演化范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和趋势,也是推动我国政治-行政改革的主要手段。本文在梳理地方政府创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基础上,基于演化范式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本文重新界定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内涵;其次,研究了其演化路径与内容,指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四条演化路径和三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分析了其内外部决定因素,总结出地方政府的适应性学习、"政治企业家"精神、知识累积、创新的路径依赖、多样性选择主体的内生需求、知识外溢与竞合、创新嵌套的行政文化和技术创新等八个决定因素;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     

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创新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特征可以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活力.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2008"年度20个地方政府创新获奖项目为研究单位,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和分析地方政府干部对本地政府创新项目的认知和态度,从创新动因、创新动力和阻力、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的参与性和可持续性五个方面出发,得出研究结论: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低风险取向",创新过程中公共参与不足,地方领导的"精英作用"和基层政策空间是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主体力量,创新的可持续性也主要取决于能否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和支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观察和判断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信息.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深度与多元政策调适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存在治理深度与事故风险严重程度失衡与错位的问题,即监管政策应用中出现的对重大风险轻微处置、对轻微风险严苛规制的现象,这会导致政策实施的低效,不利于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甚至诱发外延风险,带来社会问题。为把握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与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以需求溢出理论为观察视角,构建“公共风险—治理深度—监管效能”分析框架,并结合T市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案例,依照差异化的事故风险定位监管深度,形成“审慎—包容”两种治理深度不同的监管政策,同时推行监管效能的内部调适政策,在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对执法措施冲击群体利益的公共风险予以有效化解。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基于地方创新的视角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被称为全世界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最高的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致力于解决社会组织“登记难”问题,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尽管各地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和方式有所差异,但这些地方创新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地方创新的动因可以从地方自主性增强、政治风险低、获利动机驱动和社会力量兴起等几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选项,使地方政府能够分享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权,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体现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新动向——分类管理.     

采纳与内化：多重制度压力如何影响河长制创新扩散——基于省级政府的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

随着我国各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创新及扩散现象愈发受到关注。既有研究指出制度压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双重视角,建立包含层级规制压力、同级模仿压力和整体规范压力的分析框架,同时根据合法性建构过程差异将创新扩散分为“采纳”与“内化”阶段,运用定向配对事件史分析法,对2010—2017年河长制在省级政府扩散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内化通常滞后于其采纳。层级规制压力对创新扩散两阶段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同级模仿压力中,“政绩比拼”下的区域竞争压力仅在采纳阶段显著为正,学习模仿压力在采纳中的负效应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恐后”而非“争先”逻辑,邻近竞争压力在内化阶段的负向作用则表明相邻政府不愿“为他人做嫁衣”的倾向;整体规范压力上,中央媒体形成的互动交流网络对创新采纳和内化均有正反馈机制,地方媒体的参考借鉴指南功能则推动了内化过程。本文通过丰富制度压力类型与来源,拓展创新扩散阶段与边界,进一步探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压力、真实与虚假扩散等议题,也为其他相似场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对系统的阐释。     

政府理念创新: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的前提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管理较之非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虽然各级政府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见招拆招”的“碎片式”和“救火式”管理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形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脚好了其他部位又出问题”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主要是因政府社会管理理念更新滞后引发的连带效应造成的.为此民族自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在理性肯定成绩、客观把握现存问题、深刻剖析深层原因的基础上,以理念创新为前提引领社会管理的系统性改革和整体性优化,推动管理创新并提高效益.     

地方党委专职副书记要发挥好“协助、协调、协同”的作用

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不兼任政府职务的副书记（以下称专职副书记）的职责如何定位、角色如何转换、作用如何发挥，是当前亟待探索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按照“不兼任政府职务的副书记，主要职责是协助书记抓好党的建设工作，同时可以根据常委分工负责有关工作，也可以受书记委托处理党委有关事宜”的职责定位，结合自己一年多来的工作实践，     

县级政府管理引入绩效评估模式的难点和对策分析

在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为提高地方基层政府管理效益,适应加入WTO后我国改革的新浪潮,县 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紧迫性已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所认同。绩效评估模式是从西方工业管理学中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来的,面 对县级政府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针对其难点试图来提出解决之策。     

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制度创新

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来说,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实质也是一种制度创新.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创新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进入障碍,应以地方政府为中介组织采用中介性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式,并通过行政社会化过程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制度的渐进发展,最终接近并达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目标.     

重新思考NGOs问责

NGOs问责的涵义可以从控制-交待、外部-内部、过程-机制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这就形塑了不同的NGOs问责型态,如等级问责和整体问责、功能问责和战略问责、外部控制和内部回应为基础的问责矩阵等等。这些问责型态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瑕疵,而且导致不合理的NGOs问责实践。可以根据问责的来源和问责关注的期限这两个维度建立一个整合的NGOs问责框架。该框架包含四种问责型态:效益问责、使命问责、结果问责和发展问责。这个新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发展了NGOs问责的涵义,同时能够帮助利益相关者调整观察NGOs活动的关注点以提升NGOs的问责性,也有助于NGOs看清不同的问责力量,并判断怎样才能对自身的行为负责。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提出的理论框架是一般意义上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不同的NGOs类型及其运行的外部环境对框架的内容和侧重点进行调整。     

云南省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实践探索

从官本位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起到支撑性的作用,因而,如何完善这一变革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本文主要通过总结研究近年来云南省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实践探索,得出具有普适意义的行为和措施,进而推进政府职能结构优化。论文提出政府的绩效管理、制度创新、信息化政府建设、阳光政府建设、民生系列的改革都是支撑云南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的重要实践探索,并具有很强的云南特色,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影响因素与对策

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具有两个维度:时间存续性和空间辐射性。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因素主要有:创新的推动者、制度化水平、组织(官员)利益、上级态度和社会关注度等;在空间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者(包括上级)的推广意识、政府间竞争-合作程度、绩效评价方式和环境差异性等。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应当从绩效评估、制度空间与制度化、与非正式约束的吻合度以及社会主体共治等几个方面寻求治理之道。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的本质规律及其诱因

从政府绩效评估创新实践的多案例数据库分析结果来看，当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创新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相对于被模仿的地方政府而言，当前的绩效评估基本上是一种复制性学习；属于综合了多个学习对象做法的“拼盘”创新；若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实践性标准来判断，并不符合创新要求；就第一代探索政府绩效评估创新者而言，其创新具有原发性。未来需要通过鼓励符合组织需要、符合效率原则的复制性创新、推动创新周期提前更替戒除“创新拜物教”等措施来突破目前绩效评估创新的困境。     

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与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增长以及需求日益多样化,如何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是当下我国地方政府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公共服务购买开始的较晚且发展缓慢,取得了一些实践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突出问题。以北京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探索为例,通过探析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能够为地方政府推进公共服务购买提供经验借鉴,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组织以及公共服务购买市场的健康成长。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过去1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价

依据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办以来五届申请项目的资料,辅以问卷调查,对过去1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现实性、创新的分布、创新的类型、创新的动力和可持续性以及创新的影响力。研究发现,必须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背景出发来审视丰富多彩的地方政府创新。这些创新多是从问题出发的,是对现有体制的充实和发展。但是,创新分布于不同的层级和部门,所以其对整体制度的影响也会由于层级、部门之间的矛盾而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