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权下沉：城市街道执法体制改革的多城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逐步实现了治理重心的街道转向。这一转向已开始由早期的品牌和机制创新,到街道行政体制改革,再进一步深入到执法体制改革的层面。街道执法体制改革在内容上包括横向“综合执法权”和纵向“执法队伍下沉”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一改革既关联着街道体制本身的改革,同时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机构内以执法权为中心的条块关系。本文以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广州等城市为例,比较了其治权下沉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实践,探讨了各地推动执法权下沉的体制基础,同时也比较了各城市执法权改革的内容差异和共同趋势,提出以执法权为中心内容的改革可以分为响应型、调用型和转隶型三种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

大数据带来了数据与信息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有助于公共安全治理者风险认知能力的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大数据收益与成本、保障安全与诱发风险、信息开放与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发展与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走向“智慧治理”模式,它强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借以提升国家与政府应对公共安全事务时的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形态创新及其趋向分析

国家治理形态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对复杂公共事务采取联合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相互间关系的结构化状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形态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元共治,但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形态受到一定的冲击与挑战。本文考察了大数据时代的内在特质,揭示了大数据时代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形态产生的挑战与契机,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商治理这一新型国家治理形态,并深入剖析了其内涵、基本命题及其与"三元共治"形态的异同点,最后论证了协商治理何以能够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大数据的理解有信息说、技术说、价值说,但其共同点是大数据赋予了人们更加强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大数据以其大容量、快速度、多样性、预测性等特征,为我们创新原有单一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突破社会治理瓶颈,提供了思维、技术乃至制度的可能。探讨大数据与政府、社会(公众)、公共事务的互动关系,可得出可供期待的社会治理创新内容,但也不能忽视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从数据融合走向智慧协同: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困境与回应

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需要经历由数据驱动向智慧协同转变的过程。智慧城市群是智慧城市概念在空间组织形态上的延伸,智慧城市群的大数据内嵌于跨区域公共服务治理。目前,大数据技术是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它能够筛选有效信息,辅助公共服务智能化决策,自适应调节公共服务情境。应用大数据资源在智慧城市群进行公共服务治理的同时,会产生大数据驱动下的多层面公共服务决策的技术困境、结构困境和伦理困境,必须重新规划多级城市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治理权限,培养多主体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数据思维,优化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组织结构,完善智慧城市群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道德伦理建设,消除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治理的诸多困境。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大数据时代比特币敲诈勒索犯罪的侦查治理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既方便了人类生活,也造就了一些"数字恶魔",比特币敲诈勒索犯罪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当名叫"中本聪"的人写了一个用密码技术设计的分散式电子记账系统,创建了第一个名为"Creation Block"的创世块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种去中心化、匿名性的区块链底层技术进行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洗黑钱等犯罪活动,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对此,需要从区块链底层技术的角度出发,对以支付比特币为主要敲诈勒索对象为目的的犯罪行为进行系统侦查、科学取证、全面治理,完善对此类案件的整体侦查治理水平。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日益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作为一种技术和思维方式,大数据不仅给政府治理变革带来了重构组织结构、再造政府流程以及优化决策机制等诸多机遇,而且还对政府治理思维转变、能力提升以及“大数据适应型”政府的建立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为了建设大数据适应型政府,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治道变革,将转变治理理念、加强技术运用、完善制度供给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新路径作为变革重心。     

大数据时代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运用大数据建设数字政府是实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探索与实践。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现状为基点,梳理总结了政府在运用大数据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政府在大数据应用治理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要应从大数据平台的整合交换进度、数字化政府的公众宣传力度、大数据应用平台的财务支持、对数据开放主体的行政免责制、构建政府与高校联合培养的人才模式等路径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信息网络安全的战略分析

大数据时代各种公共数据隐含着巨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研价值,事关国民经济运行、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利益、国家秘密保护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公共安全问题。大数据信息网络安全战略目标是推进大数据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促进大数据信息网络领域的繁荣发展,保障大数据信息网络自身安全,谋求大数据信息网络空间主导权利。提升大数据信息网络安全战略高度,提高我国大数据信息网络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完善数据信息法律规范,建立健全安全保护机制,实现大数据信息网络安全的社会立体保护模式是应对大数据环境下信息网络安全的具体措施。     

新时代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策略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是我国人才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场景、思维、方式、模式和过程面临以下转变:从样本数据到全量数据,从线性思维到关联思维,从信息管理到数据治理,从经验管理到智能决策。在人才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中,政府需要树立"基于数据"的人才治理理念,完善人才数据网络的互动治理机制,构建"数据+"人才一体化服务模式,实施人才资源的智能化管理。     

大数据时代农村公共服务的利益契合与诉求回应

农村公共服务供需对接与匹配,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加以保障。需要建立农民需求表达动力的激发机制,完善农民需求信息的识别、收集机制,重构农民需求引导、传递、整合机制,达到政府提供与农民需求的高度契合与有效回应。     

公安大数据场景下的数据资源管理现状及策略研究

随着公安科技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数据规模呈现几何级增长,数据资源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要。数据资源管理在侦查办案、治安管理和行政服务等各个业务流程中都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全面助推公安工作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但同时,在数据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管理机制不完善、数据标准化治理有待加强、数据融合共享不充分、安全问题突出、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要从健全长效数据管理机制、推动数据标准化、加强数据融合共享建设、完善安全保障机制、提高技术支撑力量等方面构建管理体系,加强公安大数据管理和应用。     

福柯与大数据时代的政治

人们对于与大数据、数据挖掘相关的政治问题的关注不应仅停留在隐私权的保护、商业规范的制订等方面。通过比较福柯所论述的规训时代与大数据时代的异同,可以发现大数据创造了以抽象的深层次身心机制为特征的新权力客体。统治者能够借助非系统化的海量信息对社会各个职能领域进行细节化的监控和管理。这种统治模式虽然可能造成民主危机和责任危机,却也蕴含着向有利方向变革的可能。     

警力下沉基层的条件分析

基层公安机关是一个面向社会的作战实体,其公安产品都是通过与社会直接接触的基层一线单位创造出来的,引导警力下沉以保障基层警力充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作为理性的民警,也会追求约束条件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面对上级机关与基层一线在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方面差距较大的情形,他们理性的行为选择是不言而喻的。认清这种环境条件,对理性民警的行为选择模式也便容易识别,在此基础上,对这种环境条件加以修正或调整,当属理性民警下沉的基本条件。     

大数据时代的反恐情报收集与分析

当前严重暴力恐怖案件时有发生,反恐情报部门应树立智慧警务理念,通过引进大数据技术等信息科学领域前沿成果,进一步依法拓宽反恐情报工作视野,提高收集、研判和预警能力。     

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安全问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到今天,数据来源的普遍性、传输的快捷性、数据关联的全球性和数据处理的专业性等特点凸显。这不仅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应从安全理念、安全政策、现实社会、科技底蕴和关键技术等方面寻求大数据时代解决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对策。     

大数据时代侦查模式的转型

大数据时代下的犯罪思维智能化和手段智能多样化业已出现。传统的刑事案件侦查模式亟需改变,完善公安机关现有数据资源库,拓展与其他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充分运用公民的信息资源;培养大数据侦查技术人才,拓展侦查主体的侦查思维,关注一切与案件相关的信息;构建大数据技术侦查的法律体系,实现其规范化、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