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任务,这是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目前,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日益走向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协同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章以社会协同的基本理念为基础,以当前社会协同中的困境为切入点,力图构建社会协同的有效模型,寻求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转向”——以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系统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既是加强和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正面临着空间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区隔、权力空间的碎化和关系空间的离散，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需要推动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中的空间重组包括三个方面：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重新设置基层公共服务单元；通过权力空间的重组，提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通过关系空间的重组，构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关系网络。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效率取向的分类治理和高效协同的技术赋能是空间重组的实现机制。通过空间重组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还须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职能和权责关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县级政府绿色治理机制:概念、要素、问题与创新

落实绿色发展新理念,走向绿色治理,重点在地方,关键在于构建和创新县级政府绿色治理机制。县级政府绿色治理机制是指县级政府治理共同体以绿色内涵为价值向度和行为逻辑的一种治理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目标、主体、动力、场域和方法。县级政府绿色治理机制创新在理路上必须以绿色向度理念的创新为基本前提,以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制创新为重要保障,以构建县级政府绿色治理机制谱系为核心内容,进而全面推进县级政府绿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用词转换,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标志着执政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但"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传统社会管理格局所形成的治理困境继续阻碍着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因此,需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依法治理。     

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对现实社会变迁与民众需求变化的回应,也是对社会转型背景下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反映,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与活力再平衡的重要举措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注重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以一种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社会团结机制凝聚社会建设多维度合力,其制度建设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将极大增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对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话语转变以及社会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策——以合肥市为例

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可以有效提升住宅小区生活品质；可以有效激发住宅小区共治活力等。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各方活力不足；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合力不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参与活跃度不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相关要素保障不到位等。这些困境的破解之策是：强化党组织协调各方的动员孵化力度；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合监管合力；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多方参与活力；强化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素保障机制等。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基层政务:逻辑、动因与路径——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案例分析

数字乡村战略使传统基层政务服务供给模式向线上转变,构建数字乡村赋能框架进而加快实现乡村基层政务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供给的统筹发展,为基层政府更好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家首批数字乡村试点区“韶山”的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案例进行分析,以数字乡村建设情况为基础,研究数字乡村、基层政务与各赋能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构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理论框架,揭示数字乡村赋能基层政务的逻辑机理。发现基层政府建设数字乡村受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资源、赋能结构、赋能价值重要因素的影响,基于赋能五要素提出了理念体制创新、促进信息共享、实现社会赋权、吸纳乡村精英等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但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为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情况,尝试构建嵌入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观照当前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并期望为今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考察与创新模式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跨区域公共危机已经由偶发向频发、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应对跨区域公共危机,我国多个要素联系紧密的地区通过共同制定区域规划、签署行政协议、建立组织机制、推进项目合作的做法,进行了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尝试。当然,这种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也暴露出了协同程度不够、协同效度不高、协同限度不足、协同信度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本位主义、区域分割等惯性思维的阻滞,社会和企业等主体参与的成分欠缺,协议的规范性差和区域配套制度的供给不足,以及信息、人力等资源的保障乏力。因此,应纳入区域不同政府与社会、市场力量,创新构建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可设计组织、协调和控制三大运行系统,其中,组织系统是助推模式运转的载体,协调系统在于促进集体行动,控制系统属于一种约束结构,各主体在三大运行系统框架下形成运转高效、合作无间的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应对格局。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新时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研究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统一战线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统一战线参与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内在必然性和应然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新时代,通过构建党的各级各类组织领导的政治组织机制、各类统战力量有序参与的协同运行机制、凝聚人心积聚智慧合力的多元联动机制、带动各类统战力量参与的政治动员机制、基层社会治理科学有效的评价标准机制的战略格局,切实有效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把习近平社会治理新思想新理念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之中,不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