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责任政治视角下问责与避责的协同机制及其实现

在责任政治中,问责与避责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政治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协同作用领域"出发,可得出:在责任政治视角下,当避责行为转移一定责任时,问责与避责结合可以提供激励以及完善责任认定;当问责制重视回应与沟通时,避责可以与之结合促进精准问责;当基于避责的责任维度时,二者结合有利于推动形成预防式问责制。基于此,可进一步深化对问责与避责关系的系统化理论认知,以破解问责与避责协同机制的现实困境。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来临,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公共舆论、问责力度与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对官员的避责策略可以用列举式、类型学和决策树三种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     

责任分立与责任超载：县域治理视角下乡镇避责的生成逻辑

作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突出现象,乡镇避责已经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关切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川西D县的田野调查,并借助“责任—资源—行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县乡之间的责任体制在由保护型发展为分立型的同时,也导致大量治理任务下沉到县域。而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县级政府往往利用其上位优势,将事务进一步下沉给乡镇,但这种事务下沉以责任动员为载体,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资源赋能。对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掌控,乡镇均处于劣势,由此导致乡镇“责任超载”。为规避潜在的政治责任,乡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如下策略,如问责“模糊化”和“弱者的武器”等。破解乡镇避责难题,需要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县域治理改革进行纠偏,以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问责与容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种重要机制。问责制度的强化在肃清腐败行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员的避责行为,使得地方官员在治理中害怕犯错担责而选择消极退避。如此便和激励改革创新、包容改革失误的容错机制构成了内在张力,具体表现为问责压力下官员的不敢犯错以及容错机制在应用中的不健全。为此,应厘清问责与容错的涵盖范围与制度边界,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容错机制,引入公众参与问责与容错机制,平衡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关系。     

责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精准问责实现机制

精准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责任政治理论视角看,责任是精准问责的突破口,大数据时代为精准问责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责任政治理念和大数据技术提出的促进精准问责实现的责联网模型,它包括风险知识层、责任设计层、责任管理层、责任文化层等四个层级。文章从关键要素和主要机制两个维度介绍了责联网在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的实践应用,同时对责联网赋能精准问责的技术治理问题进行了反思。责联网为实现精准问责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技术路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责任管理体系可以形成对责任的动态与量化管理,有助于解决精准问责的责任认定与追究等难题。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模式及实践情境 ——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分析

探索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有效模式,对推动我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下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和目标管理理论,为分析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过程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应用由制度规则、责任主体、协同执行、结果评估、绩效反馈五个要素构成的分析框架,对国内外典型生态治理案例开展分析,可以归纳国内外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基本模式.研究发现,每一个具体的绩效问责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问责情境、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因此,在特定问责情境中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具有多元化的路径模式与结果形态,对绩效问责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其特定的情境和场域.     

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避责与剩余控制权:决策避责类型及治理研究

近些年,地方官员渐渐出现了与以往"晋升锦标赛"建功作为不同的避责行为。行政决策领域中地方官员的决策避责呈现出隐蔽决策议程、偷换决策主体、空转决策程序、转变决策形态、自设决策责任等不同类型。从剩余控制权理论视角看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与目标替代、考核控制与任务冲突、职责同构与层层加码三个维度的内在矛盾性基于下级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而不断加剧。控制剩余控制权是治理地方官员决策避责的基本思路,具体包括准确界定剩余控制权的边界,完善决策程序和规范决策责任追究。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逐渐走向制度化、常态化,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将环境精细化治理转变为持续有效的常规治理。在现有的权力配置结构中,地方核心行动者是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支配力量,其行动偏好与行动能力主导着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政策走向和效能。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的目的性行动是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交织互动的结果,行动者理性不仅包括经济理性,还包括社会理性。这一理论对分析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发现,制度的非耦合性、公众的“软约束”以及“政绩标尺化”泛化和异化的惯性,给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环境精细化治理扩大了行动空间,并衍生出组合赋权、差序应对和反向避责的回应方式与行为取向。为此,需要“理性扩充”,以“无缝隙”制度、协商民主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等规制和导引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     

重大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及类型化分析

面对繁琐复杂的灾害表层现象时,如何进一步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话,这是未来灾害社会学研究重要的议题和努力方向.通过引入集体行动视角,将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具体化为“灾区内灾民集体行动”与“灾区外志愿者集体行动”两种类型.灾民的苦痛及重建的困境越大,对灾害的解读就越倾向“人祸”因素,并通过“搜索信息行动”、“定义情境行动”和“咎责行动”,引起大量的抗争性负向集体行动,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政治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政府应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颁布、专家诠释等策略影响灾害情境定调取向,将灾害导向“天灾”而非政府的疏失.灾后资源缺乏并非负向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受灾风险偏高.灾害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监督以及公平性机制的建构,将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整合成救灾和灾后复原的正向行动而规避其负面风险.     

试论“责任性权力”及其建构

权力制约问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法治国家应着力建构一种“责任性权力”,这种责任性权力由权力的人民性、权力的权利性、权力支配性和权力致害性为理论根据,是以定责、问责、担责为责任构成,以作为的责任与不作为的责任为责任内容,以肯定性责任与否定性责任为责任方式的权力配置、运行、监督的全程责任化状态。     

问责观念转变与突发事件问责——基于突发事件应对的视角

转变问责观念的直接动因是突发事件应对的现实困境。“问责”的准确内涵在于问责主体对责任主体履职过程的监督、过问，以及责任主体对监督、过问的回应，仅将问责制理解为责任追究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多问题，突出事件事后问责不利于突发事件的整体应对，也验证以保证应对过程责任的层层落实。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度并将之作为应急管理体制的一...     

影响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体制机制因素分析

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为官不为"现象,不能仅从行为人的主观偏好去解释,还需要从外部的体制机制去探讨。政府上下级间的层级关系和国家分层治理体制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博弈的机会;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和资源匮乏的困境,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机制尚未建立,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投机的空间;现有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尚难精确支持"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提供了滋生的条件;现行监督体制的成本效益、虚置弱化问题和问责制度的不健全,给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留下了活动的空间。解决基层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可以从全面实施政务公开、健全规范政府权责体系、健全完善选拔任用制度、改进干部考核评价办法、加强问责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