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化对传统科层制组织的冲击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政府信息化正在逐步削弱传统科层制组织的治理根基,使得科层制存在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本文主要从科层制组织结构形态、层次节制权力体系、非人格化规则及专业化分工原则四个方面来探讨政府信息化对传统科层制组织的冲击。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制度的弹性空间: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的提升逻辑北大核心

随着经济发达镇财政实力、人口规模和管理幅度的不断增大,传统的乡镇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其发展需求,乡镇面临的权小责大困境日益突出;而经济发达镇却能把“小马”变成“强马”,以往研究未能很好地解释其治理能力为何得以拓展的逻辑。文章首先探讨了经济发达镇“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并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从科层制规定的“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方案制度出发,分析上级政府对经济发达镇的重视程度与资源倾斜情况,挖掘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提升的逻辑。通过进一步探讨发现,由上级政府发起的强镇扩权改革并未完全解决“小马拉大车”的体制困境,拓展经济发达镇治理能力的努力存在一定的限度。最后,从经济发达镇争取弹性空间中的制度性资源层面提出基层治理能力拓展的理论解释。     

大数据在行政决策中应用的反思与优化——基于科层制运行视角的考察

大数据提高了科层制的运行效率，在行政决策中发挥着扩充决策依据、改良决策方法等独特功能，但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受制于科层制中的固有变量以及大数据与科层制之间的冲突等因素，大数据的嵌入不仅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组织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层制“绑架”，导致技术赋能变“负能”，带来行政决策的新难题。基于治理要素的构成视角，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明确决策者、公众、专家、大数据四位一体的治理主体，形成考核与问责机制联动的治理制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系统优化现有的科层制，消解其积弊。实现技术其外、科层其内的融合性治理架构，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的回归，进而提高大数据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论析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是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的内在诉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客观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包括关键性能力、辅助性能力、综合性能力三层结构性要素，分别指向政权治理效能、社会治理效能、国家治理效能。在三层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影响和交互运动中，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持久性稳固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保障，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夯实基础。作为能力的直接承担者，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应当以“能力体系”的整体视域观照“重点能力”的精准提升；作为能力的间接承担者，基层政府应当主动拓展“能力锻造”的多维场域和健全“体现能力”的相关保障。     

乡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创新路径及影响——基于G市的案例分析

政治锦标赛作为我国官员晋升及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范式,也是地方治理创新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市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控制与自主的失衡,导致基层政治锦标赛的失灵及乡镇政府“无为而治”的局面.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治锦标赛体制的创新,由于受压力型体制的影响,在激发乡镇政府自主性及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倾向,进而扭曲了新型城镇化的价值导向.为加快基层治理的现代化,乡镇绩效考核体系需要从“压力型考核”向“公众参与式”评价转型,加快乡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与发展面向——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改革为例

以组织结构扁平化改革推进高效率行政组织体系建立,是适应数字政府建设与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文章基于扁平化组织理论,以浙江省龙港市“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实践为例,考察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的实践前沿,研究发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基层治理“扁平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县域治理体系,推进了县域治理结构、体制、机制、价值等全方位变革,突破了传统科层制政府的局限,具有赋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政府组织模式转型的双重作用。尽管龙港市全面取消了乡镇（街道）层级,但依然存在扁平化改革不彻底、机构设置不合理、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制度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深化基层政府扁平化改革,需要坚持数字赋能、多元共治、为民服务与行政赋权等目标导向。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铁路派出所的权力运行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以J县铁路派出所为例

基层治理以其治理样态的复杂性、治理效用的直接性以及治理影响的持续性,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深刻影响制度落地程度和人民现实感受的基础环节。运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式,结合对铁路派出所警务活动关联主体的深度访谈,可提炼出影响铁路派出所权力运行的六个因素,即因应动态的任务要求、控权策略的流程设计、内外协同的制度体系、同异合体的监督机制、多元主体的实践场域和人民本位的运行规则;并进一步提炼出铁路派出所权力运行系统的核心叙事线及结构模型。基于这个结构模型,结合警务实践活动,可从权力运行规则、监督反馈机制与权力清单制度三个层面进一步提升铁路公安机关基层治理单元的履职能力,并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资借鉴的观察视角与经验证据。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党政吸纳、分类沟通与基层信息不对称的纾解——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分析

基层信息不对称何以纾解？既往研究鲜有跳出科层制而基于中国实践场景将乡村社会要素纳入视野。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考察,构建“结构-资源-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情景下科层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原因。研究发现,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张力对信息沟通提出较高要求,科层行政的信息汲取效力却在乡村社会出现沟通边界。作为基层行动者,乡镇借助于执政党群众路线及科层运作模式,有效整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资源,通过“循环往复”的汲取机制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反馈机制,进而提高科层组织吸纳民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在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乡镇组织与县级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纾解基层信息不对称的“党政吸纳”模式。在运作过程,“党政吸纳”呈现“官民有别”、“上下有序”的分类性沟通,既能充分吸纳民意信息,又兼顾了科层制内部的常规性沟通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的案例分析,探究科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新视角,尝试与科层制理论、跳板理论及扁平化组织理论进行对话,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三重进路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差异图景,不仅取决于政策、法规等公开文本,也与社会基础、组织成本、治理资源等密切相关。以共时分析的场域研究描摹小微权力运行和监督的全过程,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场域中不同行动者基于惯习、资本及位置所采取的博弈策略深刻影响“小微权力”实际运行的有效性与规范性。全面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应尝试构建三重进路,通过制度确权以“正名”,通过场域控权以“增能”,通过乡风塑权以“铸魂”。     

从场域形塑到行为共生：“场域-惯习”下的驻村干部治理转型——基于广西凌云县的跨度案例分析

从脱贫成果巩固到乡村振兴,基层驻村干部的工作重心逐渐从贫困应对转向基层治理,中国特色驻村干部制度继续发挥效能优势的关键在于应对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消极惯习。通过对凌云县的实地调研和案例解构发现,转型背景下的驻村干部很难在“内生自治”属性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寻求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行为调适。制度、关系、利益成为影响驻村干部基层治理成效的核心原因变量链条,只有打破驻村干部制度的场域-惯习障碍,才能靠有效的接点调适打造基层治理主客体行为共生格局。乡村治理需要通过吸纳乡村内生动力实现驻村干部接点治理共生理念转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重塑干群互动的场域共生关系,动员乡村内生精英并优化外生制度打造内外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与共治共生的场域治理环境。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个体行为分析的二元对立分析逻辑,通过解构制度、利益、关系等核心要素重构基层治理的场域-惯习共生性理论分析框架,为阐释转型期的基层治理格局样态与治理效能升级提供了新的学术话语。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基层政策执行的压力传导方式与转化机制研究——以W镇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例

在压力型体制中,政策压力的显性传导与隐性转化共同推进基层政策执行。压力运转机制表现为政策前台的“层层施压”与政策后台的“层层转化”,显性压力传导与隐性转化相配合,在层级政府间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压力的化解。W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执行的个案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前台以程序化的政策执行推动显性压力的层层传递;在政策的后台则呈现真实的治理技术,以隐性转化的方式调节显性压力,并最终在民众的配合下融合和消弭了政策压力,使得压力型体制得以正常运转。基层政府的“前台呈现”与“后台配合”,分别遵循了科层制情境下的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国家战略驱动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兼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双重战略”的衔接北大核心

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适应复杂多变的治理形势,党和国家逐步强化对基层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制定明确的战略,并附以精细化的指标管理、技术化的考核手段、密集化的监督问责等内容和形式,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在战略目标和任务落地过程中,形成了以项目制和科层制为支撑,以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动员为特征,并更具权威性、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战略驱动。其已成为基层治理运行的一种常规而稳定的形态,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战略在乡村场域的典型呈现,同时也丰富了其内涵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精准扶贫的延续和升级,二者共同构成了国家战略在基层治理的“一体两面”。这表明,只有从国家战略驱动这一基层治理运行的形态出发,才能真正探究清楚“双重战略”衔接的根本所在,进而防止各类资源重叠和浪费,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同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