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法留置措施的比例原则契合

比例原则又称为过度禁止原则,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在要求。从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背景出发,留置措施作为《监察法》中唯一的剥夺人身自由权利的一项严厉调查措施,理应与比例原则相契合。但现行监察法留置措施并未实现这种契合。应当修改并增加相关条款实现留置场所特定化、留置对象明确化、适用条件具体化、留置时限梯级化以完善留置措施。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论国家监察法溯及力之明确

在国家监察法施行伊始明确溯及力对于推进新时期国家监察工作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能够加强法律衔接,促进反腐法治,提升人权保障。国家监察法组织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溯及力不同,溯及力规则应当有利于其调整对象,坚持个别判断方法。具体规则是溯及适用于正在处理的案件,对新增监察对象种类则应避免,留置措施溯及而政务处分不溯及既往,在国家监察法与行政监察法的衔接中新旧法溯及替代。     

扣押程序的基本原则研究

通过对扣押程序的基本原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从而将保障人权的理念贯穿于扣押程序中,解决扣押程序中存在的理论难题,规范扣押程序的执行,使扣押程序成为一种稳定有序、符合合法性、正当性原则的强制性措施。     

论比例原则在监察法中的类型化适用与展开——以调查措施为切入点

以“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为核心的比例原则因其程序性质、价值理念及调控能力在监察法领域获得适用空间。但出于监察机关的特殊定位及反腐形势的考虑,比例原则暂时不宜在监察法中全面展开,而应限缩适用于监察调查领域。比例原则具备本体上的抽象性缺陷,以致于调查措施的合比例性标准较难把握,导致强弱度不一的调查措施并未受到宽严相适的程序控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监察机关调查执法的权威性及正当性。基于此,应依据案件性质、时空要素、权利类型以及公共利益紧迫度的不同,合理划分监察调查措施适用的强弱层次。同时,上述四种要件也为调查措施合比例性判断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审查基准。职务违法犯罪调查措施还需结合其他要件,共同形成合比例性审查的基本分析模型。     

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侦查程序中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应遵循法制国家程序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应建立司法审查机制、科学的羁押制度和完善的救济机制 ,并且要科学界定侦查阶段辩护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     

分别管辖: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牵连公诉案件的管辖策略

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公诉案件牵连表现为一人犯数罪和共同犯罪的案件牵连,因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在不同法律规范系统中享有不同的诉讼权利而产生管辖冲突。为协调实现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追求应按照职能管辖的划分标准对牵连公诉案件采取分别管辖的策略。对按照分别管辖策略实施调查行为和侦查行为时可能产生的冲突,消解措施分别是:禁止辩护律师泄露会见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知悉的案件情况,禁止刑事诉讼委托人泄露被辩护律师告知的案件信息;确认诉讼时间成本和诉讼经济成本增加是追求公正价值的对价;由监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协调解决案件办理期限、案件调查措施和侦查措施的冲突。     

行政复议的原则与程序

行政复议的原则是行政复议活动的精髓,贯穿于行政复议活动的始终.行政复议程序体现了申请方便,复议快捷,是使行政复议合法、及时、正确、有效的保证.本文论述了行政复议必须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及申请行政复议的条件、受理、审查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     

刑事隐性程序探析

刑事隐性程序是指法律未规定而在司法机关内部同意或认可、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其实质在于诉讼关系的一体化。刑事隐性程序具有隐秘性、依附性、单方性和失范性的特点,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产生既有司法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以外因素的影响。刑事隐性程序在一定层面上具有制度创新意义和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但也严重地冲击了现有的刑事程序。在具体分析其利弊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对解决我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浅析三大诉讼检察监督制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出台，人民检察院的专业法律监督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中，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活动的审判监督又是重中之重。文章主要从现阶段三大诉讼的检察监督过程存在的问题着眼，以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论监察程序中的初步核实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创设了监察程序这一制度。由于当前对监察程序的研究缺乏宏观的理论视野,监察程序的实践也有待深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监察程序中初步核实的效力问题、证据能力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初步核实在部分案件立案前具有了准备性意义,但在监察程序中并不是立案的必备程序。初步核实和立案后取得的证据材料都具有相同的证据能力,具备相应的证据资格,可以直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与《监察法》有关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进行衔接。在《监察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刑事诉讼法》的针对性修改是必要且紧迫的。《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围绕多个与监察体制改革相关的重要内容对诉讼制度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侦查"与"调查"相区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职能管辖划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程序构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中的强制措施转换等。《刑事诉讼法》的相关修改对巩固监察体制改革成果、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意义重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与已有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协调,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Study on the Consensus Issu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The reform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raises the consensus issue of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o laws cannot be achieved only by the technical connection and synergy, but also by dissolving the inner conflicts of the litigation values. For one thing, the Supervision Law lays stress on the “Criminal Control Valu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for another,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rives to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both “Comba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Because of the conflicting schemes of values which are possessed by the two laws separately, the convergence of the processes becomes complex, which contai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ng “surve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uty crime cases, the conversion of the coercive measures,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a case for supplementary survey, and the pleading guilty procedure for a lenient punishment, etc. For the political effect, “adopting severe punishment in trouble tim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ort term, which may establish the atmosphere that no one dare to commit corruption crimes. But a system of both “Combating Crime” and“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s the long-term solution, which lays the emphasis on both th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due process of the anti-corruption in China.     

论刑事诉讼法与国家监察体制的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催生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这两部法律的衔接并非仅在技术层面进行简单的对接与协同,而面临着深层次的内在诉讼价值冲突协调。监察法强调刑事司法的“犯罪控制价值”,而刑事诉讼法力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内在价值的冲突让程序机制的衔接变得更为复杂,涉及 “侦查”与“调查”的区分与衔接、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衔接、强制措施衔接、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衔接以及认罪认罚程序的衔接等。从政治效果看,“乱世用重典”的刑罚观可在短期内发挥震慑作用,形成不敢腐的氛围,但长远之计还应构建“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举的稳定制度,注重反腐的可持续性及程序正当性。     

民诉法修订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影响及应 对简

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特别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修改颇多,完善了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给基层民事检察工作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应构建民事检察息诉和解机制,以科学合理地解决纠纷,维护当事人利益,创造和谐社会。     

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转换标志研究

现有四种主要学说,不能准确阐释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转换标志,应更进一步研究。结合权力重新配置对犯罪调查内涵之更新、监察立案具备刑事立案之实效、监察法相关规定暗含监察调查启动司法程序之旨意三方面,以监察立案调查作为程序转换标志具备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具体来看,程序转换以监察机关出具立案决定书之时为原则,以第一次采取强制调查措施之时为例外。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排他性适用,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都对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规范指引作用。     

是“监督”，还是“维护和监督”——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浅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应该是人民法院、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三者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之和,然而行政主体参加诉讼是被动的,再加上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及"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存在,使得行政诉讼的胜诉对行政主体来讲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所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而不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才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之一.考察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不能从行政诉讼判决的形式去考察,而应考察行政诉讼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目的、行政行为的效力及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加入WTO这样的新的历史环境.只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权衡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刑事诉讼法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研究

为了弥补刑事诉讼当事人面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无力,使法官在专业性知识短缺的情况下能够兼听则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的过程中首次出现。但由于其相关规定较为抽象、简单,导致专家辅助人制度在现实刑事诉讼适用过程中的标准不一,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同一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针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进行探析后,发现其所存在专家辅助人选任资格、权利义务、诉讼地位、法律责任不明确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从设定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条件进行规制专家辅助人选任资格,明确专家辅助人监督权、阅卷权、质证权、受保护权、收取报酬等权利义务,设立专业便民的专家辅助人聘请渠道等设想。以期能够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完善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