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与中国进路: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及运营

探索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和运营是中央政府为构建住房制度长效发展机制而作出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我国对世界通行的非营利性住房发展模式的认可与吸纳。各国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基本经验是:稳固的法律地位是非营利机构参与的首要前提,来自政府的有力扶持是非营利机构参与的根本保证,多方共同监督是非营利机构参与的立身之本,自身组织力量的完善和创新是非营利机构参与的发展之源。对此,立足于现实国情,探索我国非营利机构参与保障房建设运营的进路设想是:政府应重视对已有的非营利住房组织的支持,政府可尝试专门设立非营利性的保障房发展管理机构,政府可容许和鼓励现有的非营利组织涉足住房保障的相关事务领域,非营利机构自身需努力自我提升和完善,构筑完善有力的监管体系。     

远离神话:三权分立的缺陷与困境

三权分立与权力制约 三权分立理论的产生与体制的建立，都以制约权力为终极目标。它的内在逻辑是，只要实现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平衡，就可以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目的。这一思路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一直处于人们的怀疑和批评之中。人们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三权分立是否必然带来权力制约；第二，三权分立是否是权力制约的唯一途径。     

新时代协商治理:内在机理与基本立场

当前,学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做中国情境的整全性探讨以克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要树立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学术立场,特别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之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的梳理,凝练基于学术的中国协商治理之基本指导的理论精义,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基于此,以什么形式实践协商治理,应交由党领导人民去完成。同时,要科学把握西方治理嬗变、理论适用性及其困境,科学认识治理中国方案的定位、中西方治理的本质差异及其体现。对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超越性之内在机理的研究,是解释与建构的尝试,是对情境的宏观考量,亦是阐明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过程。     

依法治国与制度软实力:“中国梦”的新维度

<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的制度软实力,这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成熟和定型的制度支撑,而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灵魂则在于民主和法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标尺,是提升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     

中国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为中国提供了一条践行节能减排承诺、消解外界舆论苛责的有效合作途径。中国正在从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参与政府间和非政府类气候变化国际组织的项目运作,以开放姿态回应非政府类气候变化组织倡议等方面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进行积极互动。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将在政府层面以更大的决心与耐心,更为务实与灵活的方式与气候变化类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同时,在民间层面,中外气候变化组织也将进一步彼此接近,以共同探讨气候变化的应对之策。     

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外来人口融合问题是当前我国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的关键性问题。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在教育、住房、文化、政治等方面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协同与制约:纪检监察内部机构设置的完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统一、执纪监督和执法监察相统一的背景下,纪检监察机关对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探索。应当按照集中决策、一体运行、职能分设、权力制约的原则,同时借鉴域外监察机构独立化、专业化、全面化的成功经验,从强化审查调查机构、扩充预防腐败机构、重视宣传教育机构、完善支援保障机构、构建内部协同制约机制等方面改进纪检监察内部机构设置。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危机管理:国际经验的审视与启示

文章概述了国外的危机管理体制及对危机的管理措施及应对策略;提出国外的经验对我国危机管理的几点启示.     

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从现代化的逻辑以及当前中国改革实际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调整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约束、规范公共权力,维护、保障公民权利,推动形成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理关系结构。这是基于中国国情理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欧元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中国和巴西的经验

欧盟因其自身的规范和软实力,在金砖四国的精英群里极具吸引力,这给结成一种重塑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结构的合作伙伴关系留下了可能性。     

职责、关系与权力:关于党的纪检工作的思考

党的纪检工作担负着"监督"和"协助"双重职责,由此决定了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在"双重领导"下,上下级纪委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级党委与纪委既是被监督与监督关系,又是领导与协助关系;上级纪委与下级党委为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在"双重领导"下,应以方便纪检工作职责落实为原则、以各自所负有的职责范围为边界、以人事财权为重点划分上级纪委与同级党委在纪检工作中的领导权;以党委的全面领导、主体责任和纪委的协助、监督责任为原则划分同级党委与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职权;同时,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门机关,还应该拥有了解情况、工作检查、专题调查、受理申诉、查处案件和工作保障等必要的权力。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从国际规制理论角度看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

八国集团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大国协调规制,它集合了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国际舞台上最有发言权的八个国家。中国是八国集团外的唯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八国集团的关系作为研究主体,以国际规制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大流派对国际规制的建立与发展的论述来解释中国与八国集团建立联系和发展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学:演进轨迹与内在逻辑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与改革开放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学作学术史回顾时需将其置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近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经历建构学科基础、提升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等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升华,也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的更新、中国政治学人的孜孜付出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新时代将会持续供给乃至更加强大,中国政治学的前景是远大的。     

多元与主导:行政纠纷解决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行政纠纷的存在及有效化解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但对行政纠纷的漠视或是压制则会严重削弱政府的正当性基础。当前,我国行政争议案件随着社会变革的纵深推进而空前高涨,但行政纠纷的发生率还不及于西方法治国家。那么法治国家行政纠纷是依赖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获得有效化解的?它对当前我国构建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以破解信访爆炸这一社会难题具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是值得学术界广泛探讨的问题。     

大部门制改革:理论的紧张与迷信的学习

大部门制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标签",但中央与地方改革实践存在效果差异。地方大部门制改革并未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支撑大部门制的宏大理论之间具有内在冲突;作为参照系的境外经验和地方本土试点并未完全成功。大部门制改革的核心是职能整合、机构重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构,这并未超越历次行政改革所蕴含的组织、职能和政治逻辑。未来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方向需要在权力重构、职能转变、机构整合和互动治理的整合性框架下整体性推进。     

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调整与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全球抗疫防疫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历史影响的疫情政治经济学创举,为迈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新历程作出新的诠释和导引。启迪人们思考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格局、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乃至最终归结于什么样的中国未来。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世界经济萧条与危机,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并为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实践中凝练的抗疫成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夯实了基础和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周边地区的融合区和重启的首要之地;中美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大国关系稳定,周边国家的关系才可防可控可稳。严峻的全球疫情使人类愈发强烈感受并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是缥缈的理念和抽象的概念,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已经与世界相互嵌入、环环相扣。东亚国家在疫情挑战面前选择了团结合作与同舟共济,RCEP的签署必将为促进东亚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必将增强区域共同体意识。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国际政治观.为此,中国与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都建立起了良性互动的态势.但不可否认,由于国际组织中存在的大国霸权、中国的综合国力相对较弱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应该充分正视这一事实,采取积极参与的战略而改变其中的消极因素,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消除障碍.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