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环境滞后:农民增收的“拦路虎”

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通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是导致贫困的浅表性诱因,真正深层的诱因是贫困地区的软环境建设滞后。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对贫困县域农村存在的软环境问题进行整治:改革用人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先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更新观念,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加大贫困县域农村社会支持力度,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     

黄水农民也“走读”

在城里住到农村干活．这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农民“走读”一族的生活写照。黄水镇是全国闻名的“黄连之乡”、“莼菜之乡”。每天早晨。民簇风情小区80％的家庭都有人骑着摩托车到农村干活(主要是种植黄连、莼菜厦高山蔬果)。     

扶贫攻坚进行时——声业催生村里“上班族”

走进梧州岑溪市安平镇富宁村,两排白墙蓝顶的厂房显得格外耀眼,工厂里的工人在忙着缝制、装运箱包。在工厂旁的代工点,村民正把一袋袋小夹子拉回去组装。近几年来,在村党支部书记冯石兰的带领下,富宁村通过实施易地搬迁扶贫项目,用产业带动新农村建设。引进企业把工厂建在村民的家门口,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年均收入超过1万元,富宁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裕安宁”。     

农村低保焉能变成“关系保”

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推行。用农民的话说,低保金就是“救命钱”。然而一年多过去了,有些地方不仅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还出现了大量的“人情保”、“关系保”。有的干部甚至弄虚作假,为不符合条件的亲属办理低保。有的地方则由于种种原因,一年到头也没有审批几个低保户,致使部分贫困群众得不到及时的救济。     

撬动大帮扶的“支点”——帮村民当起“上班族”

对一个城市来说,郊区、农村不仅是“城市之肺”,更为城市繁荣提供强大基础支撑。对谋划“十二五”期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上海来说,也情同此理。     

帮农民摆脱“文化贫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大面积减少，但是，多年来我们反贫困的路径却只注意到物质上的扶贫，即送衣，送被、送粮，这只能解决一时之需，而非治理贫困的根本。而后来的“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但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不济，     

感悟“农民”总理的“农民观”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发“农民”奖章。温家宝总理在致答辞时说,“我多年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深知‘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我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民小伙首倡“农民节”

最近召开的全国人代会上，一份由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要求设立“中国农民节”的代表建议，颇为吸引眼球。出人意料的是，这份建议的最初动议者，既非高官显要，也非知识糯英，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农民。一份来自民间的“草根建议”，如何现身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下的相关报道将揭晓其中的内情。     

从“工业老板”到“现代农民”

早上,浙江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一派繁忙景象。“今天,将有1万多份放心快餐送到诸暨的学校,日配送量最高达10万份。”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由从事五金生意的浙江茂阳集团董事长陈栋铭投资8500万元创办.     

农民权利贫困及其治理—基于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视角的分析

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对农民权利贫困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权利缺失的真实困境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或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提出，在农民权利贫困研究中有着诸多贡献，它为透视与评判当前中国农民权利贫困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表达自由、经济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迁徙自由等可以作为农民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     

既是“智囊团”，又是“消防队”贵州凤冈农民也开“常务会”

你也许经常听到某某县政府或某某省政府召开常务会,却没听说过农民也开“常务会”。然而,在近几年的贵州省凤冈县农村,却能经常听到农民们议论何事可上“常务会”以及“常务会”议定的事如何落实等话题。     

“进城农民困境”与进城农民的贩毒选择

＂进城农民困境＂选择类似于＂囚徒困境＂选择。农民选择贩毒违背了他们进城的初衷。贩毒暴利对进城农民选择贩毒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较低的成本支出降低了进城农民进入贩毒圈子的门槛;贩毒成功概率较大,处罚概率较小,强化了进城农民的贩毒选择;合法劳动致富的概率较小,贩毒＂致富＂概率较大,正常途径人生成功概率较低,贩毒实现＂梦想＂的概率较大,是一些进城农民选择贩毒的重要原因。应加强对进城农民的禁毒教育和心理疏导,让他们自觉选择远离毒品;加强对贩毒分子的打击力度,增强贩毒犯罪严重后果对贩毒农民的震慑作用;加强对进城农民权益的保护,增强进城农民选择合法劳动收入致富的信心。     

愿做脱贫致富“引路人”

【梦想】作为一名基层的科技工作者,李永国希望自己是农民致富的引路人,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不断推进牛品种改良,推广杂交牛养殖,为贫困农民找到脱贫新门路,让更多的农民致富增收,共享美丽新生活。     

让“文化低保”的阳光照亮农村——长治市农村“文化低保”工程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切实保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长治市于今年5月开始实施了一项新的惠民工程?——农村"文化低保"工程。该工程旨在解决全市贫困农村和贫困农民看书难、看戏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农民也能进“人民陪审团”参与判案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一起刑事案件时,审判席两边增设了“人民陪审团”席位,11名人民陪审团成员全程参与庭审．并向主审法官提交了评审意见．作为合议庭判决的重要参考。据了解,此次人民陪审团的成员中,有村支书、厂长、建筑公司职工、医院保卫科长等普通群众。     

提高农民素质 造就新型农民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除少数属资源型贫困外，绝大多数属于素质型贫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发展现代化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提高，没有新型农民的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难以建设且不可持续。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牛鼻子”，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防止返贫也是“硬骨头”

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32万人;2015年,减少1442万人;2016年,减少1240万人.这组数据,完全可用“脱贫路上高歌猛进”来诠释.在“点赞”同时,却不能忽略一个严峻现实一那些告别贫困的人口中,会否返贫？又有多少人返贫？     

蒙山：“小县”也上“大项目”

蒙山县位于广西东部、梧州市北部,是广西49个老、少、边、山、穷县之一。蒙山县是一个农业县,过去由于缺乏工业和龙头企业的带动,农业开发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没有形成高效发展的产业链,财政增长乏力,农民增收缓慢,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困境面前,蒙山县委、县政府为了早日甩掉贫困县的帽子,缩小与先进县(市)的差距,作出了“农业强县、工业立县、三产富县”的战略构想,举全县之力,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领导重视群众支持 2004年是蒙山的招商引资年、项目建设年,也是一个决战年。全县确定38个建设项目,其中列入梧州市三百项目大会战的有18个,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四家班子都落实了任务。每位领导成员负责联系、洽     

新农村建设关键是“减少农民”从而“富裕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最初的165元提高到现在的6660元,年均增长8．5%,靠什么?“浙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半亩多,3000多万农村人口不可能都拴在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