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决策理论的我国政策环评基本程序探讨

政策环评作为一项决策辅助制度,与决策模式关系密切.具体而言,决策目标属性决定了政策环评的难度,决策主体属性决定了政策环评的深度,决策过程属性则决定了政策环评应采用的方法.文章从决策目标、决策者、决策原则等几个方面分析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策理论和决策模型,认为完全理性模型、有限理性模型、渐进模型和精英理论较为符合我国的决策实践.基于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推导出我国政策环评的一般程序,包含了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三个环节.     

政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研究

本文集中讨论了政策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1)政策决策的系统及机构存有缺陷;(2)政策决策的程序环节仍不严谨;(3)政策决策的方法手段需要创新;(4)政策决策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1)尽快树立现代决策观念,积极营造良好的政策决策环境;(2)全面加强政策研究机构建设,逐步完善政策决策体制;(3)严格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断创新现代化的决策方式;(4)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努力将政策决策纳入法制轨道;(5)切实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决策者的整体素质。     

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受到政策问题结构的制约.即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中,政策问题结构化程度和政策问题结构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范嗣和程度.一味地批评政府决策非民主化或者鼓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既不符合政策问题结构客脱存在的事实,也不符合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态度.     

领导科学决策的行为方法探究

领导决策的有效性对于社会、公众都具有重要意义。一项政策的制定需要领导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现实的政策活动中,领导作为一项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决策至关重要。领导决策失误往往会产生消极和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领导决策失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集体决策的失误;另一方面是领导个人决策的失误。为此提出科学领导决策建议: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多渠道的广泛采纳意见和建议;加强决策监督。     

政策研究群体与政策制定——以新医改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政策研究群体参与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除政府内部智囊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和功能互补为特征的政策研究群体已经崛起。作为政策倡导者,他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或部门,而是受到更开放、稳定的公共决策模式的影响。为了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轨道并影响政策的形成,政策研究群体内部以及和其他参与者之间展开了充分互动。这一过程显示,中国政策研究群体的综合性和互补性优势,适应了重大社会政策制定的需要,有利于决策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中央决策机制向着科学、民主、有效的方向转化。     

论客观政策供给偏差及其消解——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政府决策能力现代化。当社会政策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政策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持续存在时,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可能会无意识地造成政策供给偏差。这一偏差的出现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决策者决策能力、决策机制及决策技术等因素相关,其存在不仅会抑制一些合理政策需求,还可能恶化政策问题,浪费政策资源,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加强政策理论教育、强化民主决策意识、完善科学决策机制、采用先进决策技术、提升决策能力水平等措施减少客观政策供给偏差的生成。     

当代中国党政领导决策信息机制初探:构成与完善

从决策信息运作过程看,中国党政领导决策信息机制包括信息处理、咨询和反馈机制.从党政策领导涉及的信息关系看,由结构内的组织信息沟通机制、联系群众机制、互通情报机制和大众传媒机制构成.能否建立完善的党政领导决策信息机制不仅关系政策议程能否科学设立、政策方案能否多途径获取和优化选择,而且还关系到政策效果能否及时反馈.     

论社会变革时期政策决策的超常性

在社会变革时期 ,许多现象都是首次出现。政策环境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仅仅遵循社会发展中决策的一般规律进行决策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进行超常决策 ,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的创新。这种超常性的主要表现就是决策的非逻辑性、非程序化和非模式化     

科学化、民主化是保证政策决策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途径

坚持政策决策的社会主义方向 ,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 ,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要求。坚持政策决策的社会主义方向 ,必须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之路。要通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途径 ,充分保证政策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     

政策反馈初探

政策反馈是政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但在我国的各级决策部门中,由于理论上对政策反馈的研究不够和实践上反馈信息的失真或掺假造成的决策失误,常常困扰着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政策反馈独立出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以人工智能破解政策执行难题的几点思索

多年来,我国政策执行都面临着人力、情面、决策和体制等难以克服的难题。而当前人工智能的日益成熟,已经为破解这些政策执行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政策执行领域引入人工智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升级政府智能服务平台,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建设大数据系统,构建政策执行的海量数据库;构建优质算法,形成算法森林;建立完善人工智能执行系统的监管机制和问责机制。在建立智能化政策执行系统方面,既要确保决策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又要实现决策执行的自动性流畅性和高度智能性,因此,在关键的决策点、执行点的启动时机及行动方式上需要精心构建。     

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影响公共决策执行的有效性主要有决策主体因素、决策客体因素、决策自身因素和决策环境因素。研究公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方式和作用结果 ,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哲学解读与制度分析——论公共政策的自负、惯性、私利及其改进

现有公共政策的失误在最近的一系列社会重大事件中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其根源从哲学的层面分析在于现有公共决策主体的秩序环境、组织结构和超强制性地位导致的政策自负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公共政策的“锁入效应”和政策刚性源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政策惯性 ;而公共选择则从私利的方面考察公共决策权的寻租问题。现有公共政策的改进走向将是多元决策模型 :改革内容为 :重构决策权限 ,重设决策机制和重提决策绩效。     

西方的政策研究机构:历史、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政策研究机构是政府决策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政策研究机构先后经过了萌芽阶段、初创阶段和发展阶段 ,如今已深入西方社会各个领域 ,成了政府决策不可或缺的有力助手。西方的政策研究机构有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种。通过研究西方政策研究机构的历史与现状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如 :谋断分离应成为政府决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策研究必须有一定的独立性 ,要大力发展非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 ,政策研究机构要充分借用外力 ,政策研究机构内部要有合理的智能结构     

政策评估的任务、标准和方法

政策的评估,是对一项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实施后的社会效益的综合评价。政策的评估,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是政策制定部门决定一项政策的出台、延续或终止的关键环节,是政策决策的重要手段。为了避免或减少政策决策的失误,必须重视政策的评估,认真做好政策的评估。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社会意见表达与政策协商--以新医改政策制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政策制定的三个重要节点:政策议题的提出、决策方案的备选以及政策对社会意见的征求过程中,意见表达与公共决策关联互动,形成"政策协商"。政策协商主体多元,形成代言性表达与象征性表达的合力。共享价值立场、舆论推动效应以及政府回应能力是政策协商得以发生的关键因素。所以,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协商渠道,为我国决策民主化探索贡献力量。     

当代中国政治决策模式初探:构成、优势与不足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即执政党创议模式."创"意味着政党在利益聚集的基础上,承担着确定政策问题和一揽子政策备选方案的功能."议"是指政党通过其代表参与议事,即参与政策方案的提议、讨论和选择,从而完成政策方案的合法化过程.具体到政策议程、党政关系和党内决策上,这一模式包含了许多更为具体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政策代表性、稳定性、持续性和低决策成本上具有优势,但是在公众的参与程度、规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上还是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当代中国思想库的角色特征及其独立性缺失析论

随着我国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作为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的思想库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政策建议者角色,信息收集使者及谈判参与者角色,"纳谏者"角色,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角色,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批判者角色。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客观性,要求思想库坚守自身的独立性。然而我国思想库在法律地位、研究范围、运营经费等方面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应采取赋予思想库在政府决策中的法律地位、扶持民间思想库的健康发展和提高思想库的品牌影响力等措施予以克服。     

论智囊机构的现代角色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智囊机构的出现是现代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志。它在现代科学决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针对我国智囊机构建设的现状,加强我国政策研究机构建设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增强政策研究机构的独立性,改善对政策研究机构的领导方式,提高政策研究人员的素质,完善政策研究机构的体制。     

论邓小平政策决策的利益取向

论邓小平政策决策的利益取向朱广忠，刘伟东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器，政策决策也就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它时刻体现着政策决策者的利益取向，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处处体现着他政策决策的利益取向。在我国社会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