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彰显了从严治理权钱交易的政策取向,既实现了间接权力寻租行为的犯罪化,亦解决了事实上属于受贿罪共犯的特定关系人因证据不足而脱逸法网的问题,对于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工作的成效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细究之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共犯之构成要件在立法用语、实质要素等方面存在叠合或相似,因而增加了司法认定的难度。结合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从犯罪构成的角度对两罪的边界进行解析,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原则,实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法治目的之平衡。     

浅议受贿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关于受贿罪的现行刑事立法存在着诸多缺陷,已不适应我国惩治犯罪的需要.本文结合司法实践,着重从五个方面对完善受贿罪立法提出建议,并就如何具体修改法律条文提出初步设想.     

关于“受贿罪”的两点思考

正确认识受贿罪 ,在司法实践方面应把握两点 ,一是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 ,为请托人办事 ,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二是行为人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办事 ,从中收受财物的 ,不应以受贿论处。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 ,存在着许多立法缺陷 ,不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 ,不利于严厉惩治腐败行为 ,如索取财物的规范过窄、受贿罪的界定范围问题等     

罪刑均衡视角下交通肇事罪法定刑研究

酒后交通肇事行为往往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这一做法能够实现量刑上的均衡,但是忽略了定罪的准确性,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设置偏低,导致法官放弃了对定罪准确的追求,转而追求量刑上的准确。我国刑法应适当地对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体系进行重构,纳入其他危险驾驶肇事行为,并且提高法定刑设置。     

贪污罪法定刑的配置及完善

与1979年刑法第155条对贪污罪法定刑的规定相比较,1997年刑法第383条的规定更加细化,便于操作和适用,为查处、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该条对贪污罪法定刑的规定仍存在不少问题,应当从量刑标准模式、增设罚金刑、资格刑及废除死刑等方面加以完善。     

追诉时效期限制度与法定刑设置协调研究

我国刑法设置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呈现出多样性及相互之间差距大的特点；而追诉时效期限制度根据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只确立了4个档次且刑法并未设立单位犯罪主体的追诉时效，两者的设置极不协调，这给追诉犯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细化罪名的法定刑幅度，保持各罪名法定刑幅度的相对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追诉时效期限制度。     

受贿罪立法缺陷分析

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缺陷,影响了反腐成效。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围,取消相关客观构成要件限制,将国家工作人员在特定条件下实施的索取、受贿行为纳入斡旋受贿情形,有利于增强依法反腐的灵活性。     

受贿罪认定问题探讨

受贿罪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正确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必须正确认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个人利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诸多问题。     

受贿罪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国大陆对受贿罪的规定各有特点,大陆法系一般在刑法典中规定受贿罪,注重体系性,英美法系则以单行立法规定,具有实用性。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同于大陆法系,但在罪名的完善和详备方面不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犯罪构成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方面更是差别较大,客观上不利于对受贿罪的规制,不利于加强吏治建设,应当改进。     

受贿罪既遂标准探讨

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存在争议,原因在于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有两个,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这两个行为界定的不同,导致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相异。有必要在明确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基础上,探究受贿罪的既遂标准。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实证分析视阈下的行贿罪刑罚结构与量刑特征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频繁修正有效地回应了着力惩治行贿罪的社会关切。然而,根据随机样本的阶层分布、区间构成和均值比较等基础数据分析,以及显著相关性、多元线性和逻辑图形比照等实证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行贿罪判决刑期的"唯数额论"特征显著,诉前认罪、悔罪表现、共犯人数和行贿对象数等传统量刑因素的影响力并不突出,这印证了我国行贿罪司法规制趋轻和量刑恣意的现状。因此,有必要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立足司法反思和检视行贿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效,以"对称性"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确立为切入,从尊重各刑罚均值的调整机能、明晰量刑因素介入位阶、合理调控缓免刑率等方面,合力探索破解我国行贿罪科罚乏力困局的建设性、创新性路径。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论贿赂案件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侦查赂贿案件行之有效的手段。在适用诱惑侦查时,其范围应严格限定于有证据证明的严重受贿行为,其对象应是很可能因同一事件或其他事件继续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其证据条件则是缺少相关物证书证或"第三方证据"。可以从人、物和环境三方面来设置侦查诱饵,由此设计行动方案、创造侦查条件、确定合理行贿理由、实施贿赂交易、荻取监控证据。从而,利用诱惑侦查之结果,通过监听、搜查、调查和审讯等秘密的或公开的侦查措施,全面查清侦查对象的受贿事实。     

罪犯劳动报酬规范与刑罚效应研究

罪犯在狱中参加劳动,应当给予报酬,是监狱行刑的重要环节和法治要求。在监狱执法实践中,罪犯劳动报酬在提取、发放、管理、使用等方面往往存在提取标准模糊、缺乏刚性,分配比例失衡、缺少系统,管理监督随意、缺于自律等现象,特别是罪犯劳动报酬使用范围在与刑释储备、财产性判项、狱内消费、家庭救济、社会关系修复等方面如何做好有效衔接应对,加快构建规范有序、透明高效、创新治理、政策驱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监狱依法执法的内在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     

浅析商业贿赂行为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中,商业贿赂行为十分普遍,形式多样,令人防不胜防。商业贿赂无疑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都加以禁止;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亦不例外。本文拟对此种行为的内涵和成因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相应对策。     

论异种主刑的并罚

本文在分析了数罪并罚原则和异种主刑并罚的各种主张和学说的基础上,根据异种刑罚的不同作用,以及配刑和行刑的刑法原理,吸收以往学说的合理内核,摈弃不够合理的成分,认为应采用一种新的混合原则,即限制加重性并科,该原则能较好地把量刑的公正性要求和行刑的人道主义要求结合起来,在功利和报应中寻求平衡,最后论述了该原则对于罪犯的再社会化、重新回归社会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现实意义。     

论程序法定原则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体现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各个方面。本文在阐述程序法定原则基本含义及渊源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立法体现及司法适用,强调了贯彻这一原则,限制强大的司法机关权限,保护相对弱小的公民个人权益的重要性。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对贿赂犯罪的经济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内的贿赂犯罪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为了更好地抑制和打击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文章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贿赂犯罪中双方的成本、收益与利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遏制贿赂犯罪的对策及打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