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利益衡量的若干基础问题

利益衡量是利益法学派主要为反对概念法学而提出的口号,其实质是要求置重法的实际效能,突出法律对法共同体中诸欲求及欲求倾向的满足。概念法学漠视实际利益,使司法实践成为逻辑推理的游戏,利益衡量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具体案件中达致利益衡量具有基本的操作过程,法官需要在不同利益类型之间进行眼光流转并加以平衡,好的法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尽量摆脱无关因素的影响。利益衡量存在一定的合理界限,先天的主观色彩和实际操作上的不严密会造成利益衡量的滥用。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当为而错为是利益衡量滥用的基本样态。     

论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法官独立--兼谈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独立性是其本质属性.司法独立包括司法职能的独立、司法组织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其中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是现代司法理念下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本文拟从分析法官独立的价值内涵入手,着力剖析我国现行体制下的法官地位,并从法院体制、法官保障、法官管理等方面对如何保障我国的法官独立地位进行探讨.     

实质法律推理中的利益衡量

实质法律推理是在推理大前提缺失的情形下所进行的一种法律推理,其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确立这一缺失的大前提,而这必然离不开对案件涉及的各种利益进行分析考量、对各种价值进行取舍判断。因此,利益衡量是实质法律推理的灵魂。利益衡量只在民事、经济、行政等疑难案件中才可能存在,在刑事案件中不应有利益衡量存在的空间。司法者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必须考虑立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公共政策、社会习惯、主流道德等非正式法律渊源因素。     

和谐司法视野下法官经验思维判断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民事纠纷中的司法调解是法官经验思维判断与司法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司法判决中,法官主要采用逻辑演绎的思维,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以及适用法律中的“判例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经验思维。在民事司法中,法官将经验和逻辑统一于个案纠纷解决过程,是“和谐司法”对法官的要求,也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     

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司法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社会公众服从裁判的关键要素,对司法判决的接受不应是因为望而生畏而服从,而是由于国民认同裁判所依据的法律价值,从而自觉服从裁判结果。利益衡量在司法裁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维护法的公平正义,增强裁判的公信力以及社会价值观的重构与统一。     

论我国量刑司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利益平衡原则也是我国量刑的基本原则。法官量刑时必须在罪责刑适应原则的基础上,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实现利益平衡。法官进行利益衡量,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司法克制原则和司法公开原则。量刑司法中的利益平衡主要实现量刑效率与量刑公正、维护秩序与量刑公正的平衡。由于利益衡量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浓厚的主观因素,应当将量刑的社会效果限制在法律效果可能的范围之内,同时通过相关制度避免法官利益衡量的恣意性。     

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一种推理方法 ,它强调的是法官如何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在现存具体法律规范不能有效适应司法裁判需要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和适用大前提。实质法律推理的特点决定了法官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甚至是核心作用,公共政策、道德、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因素对法官价值判断产生着重要影响。为避免对实质法律推理的滥用,可以从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和加强社会监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规制。     

涉诉信访视角下司法公信力提升路径探讨

当前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原因包括司法体制现状无法满足群众期待等多方面。司法公信力主要包括维护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既判力，提高法官作出权威性判断的能力等。提升司法公信力，要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权威；要强化司法终局性，减少生效裁判的不稳定性；增强司法独立性，保障司法公正；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法意与民情

司法裁判应兼顾法意与民情,但又不能毫无原则地接受民情的影响.司法裁判可以从承认法官释法的正当性,培育法官健全的法律感觉,,构建司法权威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利用利益衡量方法实现民情与法的沟通、平衡和协调,严格司法程序以避免法官的恣意,准确把握情理引入司法的限度等方面着手,以期兼顾法意与民情.     

“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关于立功种类划分问题的探讨

立功种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分类，探讨刑罚裁量中的立功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问题、自首犯的立功与非自首犯的立功划分问题、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划分问题以及立功的其它分类形式。认为刑罚裁量中与刑罚执行中的立功划分等种类具有可采纳性，而检举揭发立功、提供重要线索立功等分类则欠缺科学性。     

政党制度优越性的比较

对不同类型政党制度进行比较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要进行比较就要有正确的比较方法和衡量标准 ,并满足进行比较的基本条件。在进行比较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客观的比较 ;在确定衡量标准时 ,最根本的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 ;立足本国实际是进行比较的基本条件。     

公共服务动机:概念、特征与测量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新兴主题,是对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反思与批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倡导者主张,人们从事公共服务具有非自利动机,并且这种动机在公共部门比在私营部门更为普遍。公共服务动机受到文化、制度和社会价值的影响,是一种内在动机。当前,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共有三种途径,分别为报酬偏好比较、公共服务动机问卷和公共服务行为研究。     

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概念与度量方法

基于对现有研究文献的分析归纳,已有研究对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性的度量可划分为四个层次：对两岸经贸交流相对规模的度量,对两岸经贸交流直接经济效益的度量,对两岸经贸交流总体经济效应的度量,以及基于动态系统要求所进行的度量;而不同度量方法对应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概念的不同外延。关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的概念应当从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系统的输入层、作用层和输出层分别加以界定,相应的度量方法也需予以适当拓展。     

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生命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

本文对生命健康领域的生命安全、保健服务和疾病威胁等方面的重点指标进行性别分析,并选取其中一些可操作的指标对生命健康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结果既显示了中国在健康水平和保健服务公平性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发现了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研究

以北京城市建成区493.6km~2范围内的园林绿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定分析,实现对绿化生态效益的定量评价;制订了合理选择和应用园林植物的综合指标;建立了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定量评价的科学手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城市园林绿化生态学的探讨和实践。     

北京交通扬尘污染控制研究

颗粒物是北京市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其中交通扬尘对颗粒物浓度的贡献较大.减少各种尘土进入道路和进行道路清扫是控制交通扬尘污染的主要措施.通过对国内国外两种清扫车排放口的排放浓度和吸尘效率进行测试研究表明,采用先进的清扫设备可以有效地控制交通扬尘.     

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透析

劳动、资本和土地 ,谁创造了价值 ?这个古老而久远的话题今天又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 ,而劳动价值论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价值学说史的回顾和分析 ,再次说明只有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我国当前分配领域非劳动要素之所以能够参与分配 ,并不是由于它们参与了价值创造 ,而是一种财产所有权对价值的索取 ,非劳动要素分配只能是对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形式。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测量方法综述

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等各种社会群体关系的不协调与矛盾。转型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测量有两大方法:客观测量和主观测量。客观测量法分为两种:一为社会结构测量法;二为经济差异测量法。主观测量分为三种方法:满意度测量方法;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社会意识与社会态度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