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下面略举几例：     

吴敬琏: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才能防极“左”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     

试论我国现阶段的“权贵资本主义”

尽管我国一直强调要防止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但由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松懈,“权贵资本主义”的存在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并对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下大功夫,努力消除这一现象,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有利条件。     

“民粹”要防,“权贵”更要防

《理论动态》刊登该刊记者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的访谈文章,常修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     

“左”“右”哪个大

就左右而论，应当是左大，左尊，左先，左上；右小，右卑，右后，右下。我们现在官员隆重出现在公共场合，有两种排位法，其中一种是“一把手”居中，“二把手”在其左，“三把手”在其右，然后一左一右排。这种排法，正是对左先右后的现代诠释。     

排除“左”、右干扰 推进全面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后温饱问题的解决，我国已经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十七大报告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际上已经提出全面改革的战略，充分说明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

当代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以社会立法和税收为基本途径,适当调整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力度,实施普遍的社会保障和大规模的福利政策,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保障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基本生活,缓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对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发生的这些变化,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兼顾公平”的特点。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兼顾公平”的分配依然服从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这种调节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南方谈话”的本质特征是反“左”

1992年初,邓小平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于1月18日至2月21日,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几个南方城市进行了视察,史称“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谈话,史称“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对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中国,起到了指明航向的作用,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正确答案。使中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航向,开展了新一轮建设热潮。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10周年,人们都在回眸省视10年来的发展历程,无一不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自年初以来,本刊编辑部陆续收到一批纪念“南方谈话”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都以作者自己的眼光、体会,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南方谈话”进行再思考、再认识,共同发出了一个心愿:要把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伟大精神遗产世代相传,把与“南方谈话”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和实践好。由于本刊篇幅所限,不可能将这些纪念性文章一一全文刊载。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署名文章吧,但细想一下,一枝独秀不是春,几枝鲜花也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真正的春天。因此,我们没有简单地刊登一两篇应景文章,而是摘出众多作者们的主要观点和深刻体会,使纪念邓小平南方     

与党内“左”倾错误拼死抗争的何孟雄

1929年冬至1935年春，在我党历史上，出现了两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中央的情况下，谁要挺身而出，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不仅需要高度的理论水平，更需要非凡的胆略和勇气，因为他要冒着被党内误解为敌人的代言人，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而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杀头的极大危险。何孟雄就是这样一个人。     

遏制“土地违法”须打破“利益格局”

只有坚持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才能打消更多地方的侥幸心理。这是公众的殷切期盼,也是土地问责的威力所在。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纠“左”努力

随着“大跃进”运动向全闷蔓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巾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发现一系列尖锐问题后．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率领全党着手纠正这些错误，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     

未来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融、结合吗？——评“趋同论”、“交融论”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赞同“趋同论”、“交融论”的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杀了两种社会形态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对立性。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这与社会制度的趋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民主社会主义是进行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反“左”先驱

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段德昌,字裕厚,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华容、南县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先后任中共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10余万大军第四次进剿洪湖根据地,结果洪湖苏区不保,根据地丧失殆尽。 洪湖革命根据地及洪湖革命武装是在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极盛时期部队达3.5万余人,根据地面积纵横数百里。段德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正直的品格深得洪湖人民爱戴,人们称赞他的部队是“常胜之师”,他也被誉为“常胜将军”。 根据地的失陷,不能仅仅归咎于敌强我弱。1931年春,王明“左”倾     

论列宁对民粹派“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批判

俄国民粹派无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村社正在瓦解的事实,主张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即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通过分析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指出俄国村社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并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而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列宁在否定和批判民粹派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的同时主张肯定民粹派理论纲领中的合理内容。     

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20世纪50代末到60年代初，为了纠正日益滋长和蔓延的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其中，1959年5月3日所作的《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和1962年2月17日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堪称是周恩来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三篇代表作。     

“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影响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经验,使得中华苏维埃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打击"中间势力",革命力量严重削弱;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效仿苏联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政府干部;最终由于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抵制“左”倾错误在北方的推行

1932年至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北方推行．使党在北方的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一再遭受挫折。“左”倾错误在实践中的失败．促使党内一些政治思想敏锐的同志对此提出质疑并对其进行抵制．同时对如何正确开展国民党统治区斗争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及其纠正

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以“政治态度”、“摊摊大小”和“查三代”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乱打乱杀,任意解散党和政府组织等。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急躁情绪和平均主义思想,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客观形势,对前一阶段土改成绩估计不足和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没有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等,是造成“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1947年底的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各级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     

建国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毒”行为

1952年上半年通过"五反"运动,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等九大城市审查了4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发现其中程度不同地犯有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违法行为者达34万多户,即占到总数的76%.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生“左”倾错误原因探析

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然而,在革命困难时期,中共从1927年11月开始,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本文研究的是中共这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