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视阈下的社会排斥与公共治理

消除社会排斥和实现良好的公共治理需要建构积极的公民身份。我国公民身份受到城乡二元格局、单位制度、职业身份等垄断与特权的制度安排。需要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建立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与程序,还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和公民教育,建构积极的公民身份意识。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村级治理下的村民公共参与

村民公共参与是衡量农村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议论、选举、接触、投诉、抗议等是当前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主要实践形式 ;非制度化参与、非均衡状态等是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公共参与的共同特征。     

公共治理视域下的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初探

公共治理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领域开始自治化的进程，其伴生物就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非营利组织已经并在成为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就非营利组织所能够和所应发挥的作用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政府的积极姿态是关键的，但非营利组织也要做出积极的回应，借助政府改革的春风，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鉴于此，本文则将理论视角聚焦到组织内部治理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的视域下的内部路径选择。     

区域公共危机视阈中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现在各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公共危机跨界型的传播,并认识到了针对跨界公共危机的府际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基于相关概念的划分,本文对区域公共危机视阈中府际合作治理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     

公共治理涵义、意义及中国化

公共治理是指政府及其他组织组成自组织网络,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共同承担责任的治理形式。它标志着公共行政学二元模式的变革,将行政民主方式推向深化,并打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使官僚制空间被压缩。公共治理中国化将是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深刻变革及文化的培育。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内向型行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开展合作。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公共危机发生。最大限度的社会信任与宽容、社会网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危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就要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社会信任;推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教育创新,搭建社会互动网络平台。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共权力的界限研究

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它是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处理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和界限。一直以来,人们总希望既能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效用,又能限其于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公共权力的界限必须是清晰的、可控的,这是公共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由于公共权力自身存在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加之权力委托人本身难以克服的自利性,导致权力越界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公共权力界限的确定和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公共治理视角中的“政党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治理理论在各国改革实践的广泛运用,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框架.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执政党,研究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和善治中的责任和地位."政党治理"问题就是对公共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积极正面回应.执政党必须在政党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中寻求各自的行为边界,并要遵循科学治党、民主治党、制度治党的原则思路,寻求科学的政党治理结构和方式.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公共治理基本结构研究

公共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治理的基本主题.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是公民、政治领导、公共管理人员三者合作共治的多中心结构,体现了共和主义"公、共、和"的基本原理.其中,公民是治理者,政治领导是协调者,公共管理人员是帮助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的有效建构,关键在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的结构;居于"元治理"地位的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担当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执行者四大角色.     

社会公共治理视角下社区警务的完善

社区警务的理念与社会公共治理理念一致,对社会治安防控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工作中存在着社会参与度不高;沟通渠道不畅通,协作互动性较差;警务模式有待完善;组织建设有待加强;考核评价机制不合理;事前预防防范机制相对落后的问题。为了完善社区警务工作,从宏观层面要培育良好的治理环境;从中观层面要推动警务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从微观层面要完善社区警务运行机制。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公共治理的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问题频发的体制性根源在于社会控制型的管理体制。追求社会的静态稳定不仅不可能,而且客观上积压了问题,激化了矛盾,不当的社会控制机制破坏了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错位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导致了与民争利,僵化的职责同构的组织体制严重弱化了应急管理能力,碎片化的社会结构状况从根本上削蚀了社会的理性基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顶层设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将管理目标重设为动态稳定,将管理理念更新为公共治理,将政府角色转换为公共服务,将央地关系调整为地方治理,将社会建设为组织化社会。     

公共治理视阈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     

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