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地方治理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在推进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纵观全球视野的地方治理变迁,各国普遍呈现出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制度,扩大地方分权程度,建构政府间合作机制,发展多中心治理体制。     

单中心科层制治理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新加坡实践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政府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各国相继进行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中国政府也正经历着治理模式的调整。当前很多学者运用国外的治理模式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实践。但是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既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受自身内在逻辑的制约。国外治理模式是否适应于中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介绍了单中心科层制治理模式的特点和理论来源,并以新加坡为例分析了新加坡的运用单中心科层制模式的成功经验,最后对完善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东亚地区大都市的管理层级设置及启示——基于对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的归纳分析

在城镇化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国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历史传统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东亚典型城市的管理层级,对于提高我国城市管理效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东京、首尔、台北和香港四个东亚典型城市治理层级的基本特点是:层级精简、结构扁平;各行政层级职能分立、合作互补;向市场和社会分权,实行基层自治。其对我国城市管理层级改革的启示是:应精简"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科层高耸结构;打破职责同构,合理配置城市政府纵向职能分工;变"一只手"的政府管理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共同治理,引导市场和社会参与城市基层治理。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规范性分析

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

多中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出场”于NPO新的治理模型,立足于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纵向的、横向的或两者结合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回应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及其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困境,而且也由于它能够有效解决制度设计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组成一种富有成效的治理网络。其主要适用于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以及街头式官僚的行政执法三个领域,未来需要在研究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和具体路径上下功夫。     

论和谐治理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构建

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可称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合作的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彰显了选择该模式的必要与可行。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多元主体,民主决策,法治化管理,市场和社会化服务,责任过程和效能结果。该模式的构建须有宽容态度和发展眼光,需要提高民主法治质量,发展公民社会,建立协商对话机制与合作文化环境,加快行政改革,推进政府转型。     

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长三角都市圈区域治理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治理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区域治理主张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协力。而从长三角区域整合进程来看,地方政府扮演主要角色,是一种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问题的缺乏治理的模式,要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竞争力,应该适时从区域管理转变为区域治理。     

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态势与现实思考——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变迁的研究

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传统的政府运作模式失灵及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背景。这一时期社会治理呈现多元混合的发展态势。影响该时期社会良性治理的因素是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治理理论没有恰当地回应"中国问题"、不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社会成员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建设善治型与服务型政府,破除体制性障碍;吸收国内外优秀治理理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回应时代关切;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论区域城镇体系发展中的城市政府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区域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加强,城市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我国区域经济重组和城镇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城市治理模式应向多元政府与其他组织构成的管治联盟转变,形成新的公共治理模式。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战略规划与协调、制定市场规制与监督、城市理财与经营以及合理提供城市服务等方面。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以深惠治理淡水河为例

淡水河流经深圳与惠州两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污染日趋严重。l998年深圳和惠州第一次合作治污,经过几年治理,收效甚微,水质并未好转,2008年开启深圳与惠州对淡水河第二次合作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水质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治污仍然任重道远。今后深化淡水河合作治理的关键是完善合作机制,措施是:两市政策规划对接,实现流域治理前端合作;完善流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机制;建立流域合作治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改革环境管理体制,加强流域执法合作;调整流域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流域治理;深化流域治理中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作。     

微博视阈下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微博的走红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多中心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其实质就是服务型政府的塑造。在塑造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从以管理者为中心到以公民为中心：构建多元化的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体系。     

城市社区领导与居民区公共治理

一、引言 在基层社会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良性的社会治理秩序,理顺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等诸类关系,业已成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社区建设运动成为城市治理结构转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