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分级处遇制度研究

分级处遏制度是行刑个性化和刑罚人道的重要内容，具有激励服刑人员改过自新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是监狱调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建立良好监管秩序的重要手段。分级处遏制度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需要精巧的立法设计和科学的实施。而受旧有的行刑观念和制度的影响，我国现有的分级处遏制度还比较粗疏和薄弱，激励机制明显不足，对推动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相当不利。亟待从立法、运作措施和人员专业化等方面进行完善。     

监狱行刑程序设计和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监狱行刑程序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它是监狱行刑法律关系主体在行刑过程中所必须遵循和履行的法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和形式。设计监狱行刑程序时应当由理性的行刑目的来指导和牵引，创设合理、有效的行刑制度，构建严密、通畅的行刑程序，并且行刑程序应当出于保护罪犯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监狱行刑程序要遵循依法、公开、公正、讲求效率和社会化等基本原则。目前，我国监狱行刑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为行刑体系不完整和行刑机制不健全。解决这些问题，需从思想上提高对监狱行刑程序价值的认识，需健全和完善监狱行刑制度，完善监狱行刑程序，健全服刑人员的维权机制，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清理，重构我国监狱行刑程序。     

论我国服刑人员权利的司法救济

目前我国服刑人员司法救济权的缺失已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法律道德化传统、义务本位思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监狱行刑权司法性质的认识，阻碍着我国服刑人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监狱管理行为的行政性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权力控制和权利保障的要求、司法干预监狱管理的发展趋势又为确立我国服刑人员权利司法救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因此，应修改我国的《监狱法》，确立司法对监狱管理的审查，健全服刑人员与律师接触制度以及完善服刑人员与法院的通信制度。     

按照“首要标准”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首要标准”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十七大关于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是落实党的监狱工作方针的具体体现。按照“首要标准”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要求，需要监狱机关正确认识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与罪犯改造质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清醒地看到重新犯罪已经成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失调现象，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形成原因。为此，监狱机关必须把“以改造人为中心，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作为中心任务与总体目标，努力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行刑理念来指导罪犯改造工作，按照罪犯改造工作的客观规律科学改造罪犯。此外，在监狱机关完成自身职责使命的基础上，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广泛参与、齐抓共管，积极构建狱内外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相互衔接、法制健全的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对刑释人员的社会包容性，提高刑释人员的融入社会能力。只有从立法、司法和行刑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全社会预防和控制重新犯罪现象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     

试析控制重新犯罪的重返社会范式

“重返社会”是指帮助服刑人员适应社会生活、融入社会而防止其重新犯罪的主张与实践。重返社会范式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它的产生与犯罪外因论有一定的关系，直接原因则是由于监狱内服刑人员互相濡染、监狱服刑成本高、强化犯罪人格等弊端越来越明显，同时，人们还认识到，重新犯罪的原因，除犯罪人内在的“恶”之外，还有其家庭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要防治重新犯罪，除对服刑人员进行行为和心理矫治之外，还需要帮助解决服刑人员家庭、接受教育、就业等问题，促进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重返社会范式的实践形式包括监狱行刑中的重返社会措施与社区服刑中的重返社会措施两种类型。重返社会范式的发展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在防止重新犯罪实践中，它的重要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监狱行刑社会化比较研究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认为，以保卫社会为首要任务，以罪犯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在分类关押的基础上，实行教育、矫正和累进处遇制度，同时坚持三种行刑方式，即从封闭式行刑到开放式行刑，缩小监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距，邀请社会力量参与监狱行刑，并做好出狱人保护工作，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理论与实践二是当今俄罗斯的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研究认为，俄罗斯与前苏联相比，在关于刑罚目的的规定上，取消了代表着行刑社会化目标的“再教育被判刑人”内容，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在关于剥夺自由刑行刑制度的规定上，行刑社会化精神明显，且种类多样，功能齐全，值得研究学习三是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向。本文在从行刑理念、行刑制度和行刑方式三个方面对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状况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了设想和建议。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

英国是近代世界监狱改良运动和刑罚执行社会化的发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社区矫正制度在英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已经确立,各种非监禁刑进入了司法实践领域。这一制度根据社会生活的改变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逐渐发展、成熟,成为目前一项有法律明确规定、适用刑种多样、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监督、有关社会组织参与、矫正措施规范、行刑效果理想的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英国在社区矫正制度中确立的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利益、矫正和适当惩罚相结合、注重犯罪对受害者的伤害和影响、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及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等矫正原则,在英…     

关于以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首要标准推进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科学发展的调查报告

重新违法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州监狱成立了课题组，结合某监狱重新违法犯罪人员的构成特点，从犯罪主体、监狱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入手，剖析了重新违法犯罪的原因，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减少和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案件的发生，对稳定社会治安秩序，探索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规律，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巩固心理矫治成果 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为进一步推进和实施“首要标准”，泰安监狱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实施人文教育，促进健康改造”的教育改造工作新理念，把心理咨询与矫治作为当前教育改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贯穿于监狱对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活动的始终。全面开展心理矫治活动，满足了服刑人员改造生活中正常的精神需求，对降低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推动和谐平安监狱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生存状况与社会救助研究——对浙江常山县、开化县和平湖市的调查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少年群体，对他们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文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状况实地走访了浙江省常山县、开化县和平湖市。期间调查了500名服刑人员子女。分析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生存现状以及在生活、学习和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加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保护、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从完善立法保护制度、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建立社会关爱体系、调适监狱行刑政策和健全社会救助机制五个方面探讨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政策。     

对监狱行政处罚制度的探析

行政处罚权是监狱行刑权力链条中最为特别的一环。坚持依法行使对罪犯的行政处罚权可以有效压减监狱人民警察的不规范、任意扩大自由裁量权的现象。为此，从监狱行政处罚制度的概念、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现阶段在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完善制度入手，对监狱行政处罚权进行系统的研究，构建完善的监狱行政处罚制度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安置帮教立法主要问题研究

正安置帮教工作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依靠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教育、引导、扶持、管理,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其实质是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的一种保护措施。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系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安置帮教工作在巩固监狱部门对服刑人员的改造成果、预防和减少回归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刑释人员的安置和帮教作为一项法律性很强的社会工作,必须要有完备的多     

监狱行刑价值的反思

监狱行刑价值是以观念形态表达的国家以监狱进行刑罚执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根据社会需要预先设计的关于监狱行刑所达目的的理想模式。它是我国监狱行刑的出发点。目前，我国监狱行刑价值理念不清，在多方面均有所表现。由于缺乏现代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监狱行刑实践在立法方面、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     

论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限度

自由刑对于在押服刑人员权利剥夺和限制的应有的必要限度,究竟在哪里？对于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的具体内容,究竟哪些应该保障,究竞应该如何保障？如何在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和合理监禁与惩罚两者之间形成有效平衡？对此,很多人的认识并不够清晰;而观念的模糊以及制度、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导致了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在监狱行刑实践中的缺损。由此,就我国监狱在押服刑人员人身权保障的应然限度进行深入探讨,对于进一步澄清模糊观念,进一步强化监狱工作者们对于在押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意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

减刑、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是有效调动服刑人员认真接受改造、提高改造质量,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的重要的手段。但是,在当前运行的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监狱建议权侵蚀法院审判权、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疲软、当事人诉讼参与权过少等弊端。针对现行减刑、假释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对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重新构置减刑、假释程序,扩大减刑、假释运行的公开程度,加强检察机关监督力度,赋予当事人必要的诉讼参与权,来实现减刑、假释的公正。     

中国监狱行刑法治进程的理路研究

在无“法治”根基的我国传统社会里实行行刑法治，国人首先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移植了西方行刑法治文明，完成法律文本革命。这一革命应该起始于清末监狱行刑改良的立法和实践。如果从清末监狱改良算起，我国的监狱行刑法治进程已有百年的时间。在这百年的时间中，我们经历了“拿来”，“承袭”，“弱化”，渐现中国特色监狱行刑法治之曙光，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具有中国特色监狱行刑法治的形成等五个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监狱行刑法治进程不仅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步伐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我国监狱行刑法治进程的艰难凿折的漫长路途，尽管如此，我国的监狱行刑仍然是沿着法治的基本价值方向推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监狱工作若干热点问题探讨

确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重新解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刑罚执行政策，实现基本刑事政策与监狱行刑政策的契合。监狱行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具体监狱制度的实践中加以体现，主要表现在罪犯权利保障、罪犯纪律惩戒、罪犯分级外遇、刑罚执行变更等四个监狱重点行刑制度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监狱的实现，要以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布局调整、监狱物质保障，监狱工作理念更新、监狱制度建设、法治建设为其提供保障。     

让人性化监管架接“浪子”回头的桥梁--南渡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调研

社区矫正是对社区服刑人员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在引导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生活上起积极作用，但没有围墙的监狱监管难度大，如何管理成为待实践探究的问题。     

坚持落实“首要标准”着力提高罪犯生存发展素质

2008年6月16日，周永康同志在全国政法系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明确指出，“监管场所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为监狱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山东监狱系统认真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紧紧抓住提高罪犯的生存发展素质，确保罪犯刑满释放后顺利回归社会这一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的关键，以提高罪犯生存发展素质为核心，在罪犯的思想道德素质、心理健康素质、劳动就业素质、现代文明素质等方面展开探索与实践，创新管教模式，拓宽工作渠道，     

监狱行刑的人文视角

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赖以存在的根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当下世界性的问题。罪犯是道德失范、人文素养缺损的典型。监狱改造罪犯的过程实质就是培育罪犯人文素养的过程，改造罪犯的行刑诉求体现了监狱对罪犯的终极人文关怀。监狱文化受到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冲击，必须有赖于一种文化权威，以鲜明的时代视野、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追求，从行刑立法与行刑实践的两个层面上重构人文精神，才能有力推进行刑的人文关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