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视域下“新型”盗窃罪的司法实践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对《刑法》原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做了修改,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方式,用以严厉、全面地打击和惩治盗窃。这三种特殊盗窃行为,不仅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对他人人身、生命安全也造成一定的危害,同时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再加上这三种犯罪行为取证难、不易查处,立法者才意图通过立法严惩盗窃,以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然而这三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不以盗窃金额为定罪标准,这样盗窃罪的定罪标准不再是单一的数额标准,也有行为犯的标准,多重定罪标准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一些难题,如何认定盗窃罪,如何把握批捕标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非数额型盗窃罪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盗窃罪由原来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这两种类型盗窃,增加到五种类型.其中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类非数额型盗窃罪在司法适用中产生了不少争议,本文在此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     

浅析“携带凶器盗窃”中的携带行为

在2011年5月1日正式实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将“携带凶器盗窃”作为构成盗窃罪的一个行为,这成为刑法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刑法条文对“携带凶器盗窃”进行简要的概括,没有清楚的界定,因此导致理论界激烈的讨论,各自占在不同的立场进行解释,极大促进了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讨论.本文拟以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精华,进行简明的分析.     

“多次盗窃”什么情形下构成犯罪

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次定罪的多次盗窃，其判断标准是盗窃的次数，即《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多次盗窃”；另一种是以数额定罪的多次盗窃，其判断标准是多次盗窃所窃得财物的总价值，即《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非数额型盗窃罪入罪疑难问题研究

非数额型盗窃罪,是指以非数额情节作为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一种盗窃罪类型。我国《刑法》原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仅规定了多次盗窃一种非数额型盗窃罪,《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文章从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出发,着重探讨上述四种非数额型盗窃罪的理解及适用问题。     

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相关规定

在日常生活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是资金集中的场所，因此，针对银行而发生的各种财产性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我国《刑法》第264条便对此类行为做了特殊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可见，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如何理解“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中对“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做了一个概然性的解释，即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针对银行发生的盗窃行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普通的盗窃行为，适用一般的量刑规定；另一种则构成盗窃金融机构这一特殊的盗窃形态，在量刑处罚上适用特殊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盗窃行为具体如何区分，往往成为案件定性争议的焦点。现笔者结合办理的一起案例，谈谈关于如何认定盗窃金融机构行为的一点浅见。     

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盗窃罪进行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行为方式和多次盗窃、盗窃数额较大的相并列。目前不论是刑法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对于入户盗窃和扒窃的认定并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对于如何认定携带凶器盗窃,刑法学界争议却比较大,并且严重影响了司法实践的认定。因此,本文从刑法学界对携带凶器盗窃的争议出发,提出自己浅薄的见解,希望能对司法实践的认定提供一点帮助。     

“偷租”行为之性质认定

刑法作为最为严苛的部门法，它的适用涉及人类最宝贵的核心利益，应当周密、严谨，不应该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悟中完成生杀予夺。财产犯罪具有双重性质，“偷租”行为的不当得利因素不能成为阻却其构成犯罪的事由，偷租不动产并不等同于侵犯不动产所有权本身，不能以盗窃不动产进行认定。我国《刑法》并未规定“使用盗窃罪”，具有返还意思的“偷租”行为，并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对偷租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坚持“刑事看行为，民事看关系”的规则，“偷租”行为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认定为诈骗罪。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入户盗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入户盗窃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盗窃犯罪,加强了对公民户内安宁权的法益保护,从而解决了盗窃行为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入罪的正当性问题。对入户盗窃着手的判断仍然要坚持对财物有"现实而紧迫的危险"这一标准;入户后分文未取是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刑法规制。     

盗窃罪中的法律拟制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中存在不少法律拟制规定,其出现的根本缘由在于立法者通过影响刑法规范来贯彻某种能够满足社会特定需要的政策和意图。将特殊盗窃归为盗窃罪的牵强与异常,以及立法者基于某种社会特定需要将严厉惩治和打击盗窃行为的政策和意图注入刑法使得特殊盗窃犯罪化等,正是《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特殊盗窃行为的定性中存在法律拟制的根据所在。然而,法律拟制天生存在着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如忽视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悖于实质正义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等,因此,必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界域内对修正案规定的特殊盗窃进行严格的解释或限定。     

论刑法中的扒窃——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与解读

扒窃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修改,即＂……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因顿号的使用而容易产生歧义。对此应理解为＂扒窃＂行为是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的一种单独构成盗窃罪的条件,而不是仅将＂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入罪化。扒窃行为区别于一般盗窃行为的特征：一是发生在公共场所;二是窃取的是＂随身携带＂的财物。这两个特征使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超出了普通盗窃行为,而有了单独入罪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之定性分析 --兼评《刑法》第196条第3款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问题,学界尚存争议,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的问题.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对此种行为的定性并不妥当,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应定信用卡诈骗罪.由此,应改变<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的拟制规定为注意规定.     

对刑法中“盗窃金融机构”的重新解读及完善思考

对“许霆案”的认定要求我们合理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的内在含义。刑法是通过刑法规范来保护法益，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保护的是金融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银行分为动态的银行与静态的银行，前者是指交易中的银行，后者是指非交易中的银行，而且仅当行为人盗窃静态的银行方可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盗窃“地下钱庄”的资金钱款不属于《刑法》第264条第1项所规定的范围。从刑法需要完善的角度而言，《刑法》第264条有关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配置有其内在缺陷，同时，将银行财产与公民财产分开保护的立法体例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与人平等、物与物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     

简论携带凶器盗窃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携带凶器盗窃的构成盗窃罪.凶器是指器物本身所有的性能能够对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高度危险的可能性.对于本罪的凶器必须进行严格的解释,否则容易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互联网在为人类提供全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出网络虚拟财产这一新鲜事物。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对于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在法律上的定性存在诸多争议。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社会危害性,应该用《刑法》进行规制。目前法律对网络虚拟财产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将其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     

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理解和把握

《刑法修正案(八)》对有关盗窃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较大改动,其中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不再将盗窃数额作为认定构成犯罪与否的条件,而直接规定行为人一旦携带凶器实施盗窃行为的,即构成盗窃罪。但是,在审判实践中,鉴于对某些事实认定的问题上缺乏具体明确的司法解释,各地、各部门对携带凶器盗窃这一新的盗窃罪类型的认定和把握标准不一,特别是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犯罪形态的判断等,缺乏统一的标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本文希望从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原意和相关要素的内涵、外延出发,对实践中必须面对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明确。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不构成盗窃罪的刑民思考

盗窃罪的行为对象为“公私财物”,因而实务中在认定盗窃网络虚拟财产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时存在争议.网络虚拟财产是否为“财物”,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解释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通过民法上对网络虚拟财产之概念和特征的分析以及对“物”的相关理论和对《物权法》相关规定的梳理和剖析,认为应当明确分别网络虚拟财产与本地虚拟财产的本质差异,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权利凭证,其法律属性为债权而非物权,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在无任何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网络虚拟财产不可以作为物权客体,亦不可以被扩大解释为财物,因此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入户盗窃定罪量刑之检讨与完善

入户盗窃作为一种多发性的犯罪，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更是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住宅安全及生活安宁，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恐慌。刑法应明确规定，对于不构成盗窃罪的入户盗窃行为，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定罪处罚；对于构成盗窃罪的入户盗窃行为，应加重其量刑处罚幅度，以完善入户盗窃定罪量刑的不足。在实务操作中．鉴于入户是实体上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尺度，应严格把握“户”的范围和正确理解“入”的方式。     

盗窃存单后提款行为的定性分析

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对盗窃存单后提款行为的定性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关于认定为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争议，本文拟从行为关系、真实受害者、司法解释和《刑法》规定的角度探求该种行为的定性。     

浅议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新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定罪处罚。从这一规定可看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行为必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后行为(即暴力、暴力威胁)必须是“当场”实施的，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中，转化型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对前行为盗窃不够罪，但使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情节严重”如何理解，法律规定中的“当场”如何认定等，普遍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