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匪嫌”案件的处理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民国盗匪问题的研究并不少,但却极少有专门研究其司法处理、相关法律的论文与著作。这与盗匪进入司法程序的比较少、相关司法档案也较难找到关系比较大。本文力图根据民国时期新繁县司法档案,来探究"匪嫌"案件相关司法实践。内容主要包括:案件的具体案情、案件的实际处理程序、案件中的取保问题。     

民国译印《韦氏大学字典》版权涉讼案——被动与主动的博弈

案情介绍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一起美商起诉商务印书馆侵犯其版权和商标权的案件,基本案情如下:美商米林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了《韦氏大学字典》。自1919年至1923年间,上海商     

中国近代行政法院之沿革

中国在近代司法改革的过程中 ,选择了二元司法体制 ,从清末开始就有设立行政审判院的计划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设立了平政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了行政法院。中国行政司法制度的变迁 ,足以引起我们对行政法院法治功能以及制度设计的思考。     

理想与现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江宁地区司法机构近代化研究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它承继了南京临时政府诸多未及实施的法治理想,并在司法机构近代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方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受制于司法经费短缺之无奈现状,理想中的四级三审制最终变成了三级三审制;设立模范监狱与构筑新式监狱的理想也大打折扣。通过对民国时期江宁司法档案的分析与研究得出,在全国大大小小地方审检厅、初级审检厅被裁撤的背景下,江宁地方审检厅得以保留;在当时绝大多数地方基层恢复了县知事兼理司法之传统模式的波及下,江宁地区并未出现此种倒退。在监狱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江苏第一监狱逐步完成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这些都反映出江宁地区在司法机构的近代化转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即便如此,江宁地区的近代司法机构在现实运行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从深层次上分析,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军阀混战,导致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不会也不可能是司法改革。作为法治国家根基的宪法和国会均为军阀所操纵,总体法制环境不佳。因此,民国北京政府在司法领域的诸项改革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     

民国时期基层刑事审断问题:从抗战前夕川省新繁县“毒针刺人”案说起

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记载了数起发生在抗战前夕的"毒针刺人"案件。案件的审理虽然在表面上依照民国刑事法律开展,但在实质上缺乏近代司法所必需的事实发现过程和规则运用的严格程序。在法律社会史的视野内,民国基层审判刑事审判之所以呈现上述特征,其原因不仅在于近代司法运用的具体场景仍然保留了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是传统审判中平息事态以安定地方的政治关怀的现实反映。     

民国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诉讼制度比较

行政诉讼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行政诉讼制度。两个不同时期的行政诉讼制度在审判组织、当事人、诉讼程序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差异,其各自诉讼实践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与北京政府行政诉讼制度相比,国民政府行政诉讼制度进一步确立了特别机关审判模式,创设了司法性审判机关,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判例制度、再审制度以及诉愿前置制度,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民国时期行政诉讼经验对当前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民国民法中离婚权利的司法实践——以新繁县司法档案案例为线索

民国民法颁行后,传统法律对妇女离婚权利的约束和否定得到纠正,在司法实践中,妇女也开始运用民国民法提出离婚诉讼以维护自身的权利。以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的李绍先案为线索,结合该县同时期30余件离婚案件,可以描述出民国民法实施以后,在基层社会中,妇女是如何依据现代婚姻法律赋予的离婚权利进行离婚诉讼的司法场景的,从而说明,民国民法的离婚制度不仅在立法上取得了进步,而且在实际上也的确促进了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基层司法中的批词研究

批词是传统中国司法活动中重要的司法文书形式。审判官利用批词推动着传统诉讼进程。清代州县诉讼中的批词,无论在适用阶段、对象还是内容上都丰富多变,代表传统全能型审判官在无分行政与司法、实体与程序的情景下对案件处理的一种灵活方式。民国基层司法中批词仍然存在,其在发挥程序性作用方面与清代类似,但在案件的实体问题上已为正式的法律判决书所替代。这种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特点显示出近代中国基层司法文化演进的延续性。     

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

通过对近期发现的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基层法律档案文书——龙泉司法档案考察发现,官批民调制度广泛存在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案件中.晚清民国刑事案件的官批民调制度反映了这一时期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官批民调制度的内涵与特征,分析和阐述了刑事和解第三领域存在的背景与原因.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官批民调对于全能主义国家转型的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刑事和解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初大理院审判独立的制度与实践

清末颁行之《法院编制法》首倡审判独立 ,可是成效未彰清室已亡。民国初期 ,民国北京政府所颁行之宪法文件皆明定审判独立原则 ,当时的最高法院———大理院依照宪法原则以及法院编制法 ,厉行审判独立 ,其影响横向及于其他中央机关 ,纵向影响及于地方司法机关 ,可谓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其他机关对审判权的干涉。然而民国初期正值军阀混战、政局纷扰之际 ,大理院所致力的审判独立事业亦难免为时局所累。     

冤错案件产生原因及其防范机制

近些年,频现于媒体的刑事冤错案件,屡屡冲击着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不断挑战着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冤错案件的发生是司法运作规律发生异变的直接体现,其不仅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信仰,也阻碍了法治建设进程。应当理性认识我国近期频发纠正的冤错案件,在肯定司法机关纠错勇气与胆识的同时,更要分析冤错案件的形成原因,探寻冤错案件的防范机制。     

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在Internet案件中的扩张

网络空间全球化、虚拟化、非中心化等特点动摇了传统管辖权的基础．使法院对Internet案件的司法管辖面临挑战,而美国法院已出现将长臂管辖理论适用于Internet 案件的倾向。本文通过对美国法院长臂管辖权理论及其Internet案件司法实践的考察,指出美国法院把长臂管辖权扩张至Internet案件是一种有害的司法实践。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

我国行政法学者和司法部门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关注多集中于其是否属于受案范围,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法治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系统研究,致使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认识错误在学界滋生;另一方面使得司法实践中未能切实解决涉及抽象行政行为诉讼案件的受理问题。各地法院针对涉抽象行政行为案件莫衷一是的作法,极大地破坏了法治统一,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公民对司法的信仰。对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有其正当性根据。     

论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司法变更权的引入

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房屋拆迁类纠纷案件与日俱增,其中因不服行政裁决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比重很大。此类案件名为行政诉讼,实为解决拆迁双方的民事纠纷。目前因司法判决类型不完整,导致法院、行政机关、相对人三方皆处于不利境地,故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引入司法变更权势在必行。从国家权力配置、与国内行政处罚中司法变更权相通之处及对域外司法变更权考察的角度来看,在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诉讼案件中引入司法变更权是可行的。基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提出了引入司法变更权的特有原则、具体规则及对司法变更权应有的监督。     

以香港為視角看兩岸四地司法協助制度

随着内地与港澳对一国两制下司法协助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和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内地和港、澳、台四地间的司法协助成效显著。尤其是近年来,两岸签署了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四地间经济、文化等交流日趋紧密,涉及司法协助的案件整体上增长势头明显,数量上远超国际司法协助案件。2012年人民法院办理涉港文书送达司法协助案件1515件,涉澳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案件81件,较2008年分别上升了38.5%和72.3%。2009年6月25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后,当年人民法院办理的两岸司法协助案件数量即突破1000件,此后每年都在6000件以上。四地间司法协助工作的全面开展,既有利于区际司法合作的深入推进,也为四地的融合和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动力。本期特选取温嘉明律师关于四地间司法协助制度的文章,梳理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和发展历程,研讨其取得的成就及尚存的不足。     

论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在行政诉讼案件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攀升,其司法审查实践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就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司法审查制度的相关问题及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汉代刑事证据在司法监督制度中的运用

伴随着刑事证据的运用,汉代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据证乞鞫、俱证奏谳及验证录囚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监督制度。在这一司法监督制度中,乞鞫是对案件事实的监督,奏谳是对法律适用的监督,而录囚则是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全方位的监督。通过对案件的督查,促使官吏公平执法,避免冤滞案件的发生。尽管汉代刑事司法监督制度尚不完备,但其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它为后世司法监督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当代审判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仍不乏借鉴价值。     

由“司法革命”到“法官罢工”——民国司法进程问题(1912—1921)

义和团运动直至新中国的历史中,1902—1921年可视为一个司法时期。民国初年的司法现实承袭自清末的司法改革,但有新的突破;"司法界组党""火烧刑部档案""中央司法会议"等事件表征了民国的"司法革命"。然而,谋求"中央集权"的政府借故出台了"裁减法官"的政策,不料造成了"法官罢工"的后果。质言之,民国司法的进程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司法之间的"协作"关系出了问题,从而造就了法院的"无足轻重"。因此,政治与司法协作的良好机制,再加上司法的价值与有效性,可能是民国司法"举足轻重"的必要条件。     

论海事仲裁下证据保全的司法监督

海事仲裁作为案件争议解决的一个重要途径,其对我国海事案件的解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海事仲裁也离不开法院的司法监督。因此,作为对海事仲裁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据保全也离不开司法监督。本文试从海事仲裁下证据保全的司法监督的必要性及其特点入手,阐释对海事仲裁下证据保全司法监督的认识。     

民国司法状纸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就提出了强化司法的口号，但限于当时的局势，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大量司法近代化措施均收效甚微，具备近代意义的司法制度形成已是在20世纪30年代。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加上社会经济矛盾日益加剧，而大多数县一级地方政府尚未建立起现代法院机构，多以司法处、司法公署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