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强拆”可否走出征收困局

1991年、2001年国务院两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均确立了"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双轨制立法模式,在立法层面较好地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然而在地方强拆实务操作层面,则倾向于选择以"行政强拆"、"先行(予)执行"为主的效率模式。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改采"司法强拆"单轨制立法模式,在彰显公正价值之余,却不当舍弃了公益征收背景下应予关注的效率价值,同时也忽视了司法执行中本备受批评的窘境。本文通过新旧条例对房屋强拆立法模式变迁及实务问题的疏理,指出当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强拆"还是"司法强拆",而在于强拆目的是否限于公共利益,征收补偿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政府、法院动用国家强制力剥夺百姓安身立命之所,是否兼顾了公益与私益、公权与私权、公正与效率的适度平衡。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找到最佳平衡——论司法强拆机制的完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旨在规范公权和保护私权。本文结合案例和法理,通过司法强拆机制的完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取得最佳效果。     

回归与突破：“司法强拆”的困境与出路

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了“司法强拆”，实现了由“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是法治的进步。但是，两年多来，仍出现暴力对抗、自焚或其它人身伤亡等现象。本文从强拆模式的立法变迁、司法定位的偏差、“司法强拆”的处境、完善“司法强拆”机制等方面，明晰存在问题，探索发展方向。     

宁愿慢些但要好些

"拆迁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草案公开,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新草案的核心亮点是:明确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司法独立是确保“司法强拆”公正的前提

时隔近一年，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的草案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收补偿上作了较大修改。明确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旧城区改建需经市、县级人代会审议通过；征收补偿金额不得低于市场价，被征收人可自选房产评估机构。     

彭家别墅遭遇司法强拆

2011年1月,征收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拆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作废,全国范围的"拆迁新政"由此开始施行.新政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将强拆的权力从行政部门剥离,而统统给予了法院. 在制度变化发生之后,公众开始关注"拆迁新政"是否能实现"征收条例"设定的目标.发生在湖南长沙的彭建斌强拆案,就涉及这一问题.     

专家学者谈“司法强拆”

拆迁,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其之上,凝结了被拆迁方、拆迁方以及其他关注此类问题者过多的注目、疑问、热情、愤怒、迷茫以及思考。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拆迁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拆迁问题的规范自然就难以避免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旧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遭遇重重困难、饱受种种质疑从而被废除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2010年初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针对此稿,本刊曾约请数名国内知名学者展开评述。然而,征求意见稿出台后却一直不见下文,新条例迟迟不出台。但现实中各地因强拆而发生的悲剧却依旧频繁上演,继续考验着国人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再度就＂新拆迁条例＂立法征求公众意见。在这部征求意见稿中,有不少条文根据上一次征求意见中收到的意见进行了调整与修改,体现了公开透明、全民参与、民主立法的精神,颇受好评。但对条文中一些内容,社会各界依旧存在较大的争议。其中,征求意见稿中第二十五条体现的将行政强拆变革为司法强拆的内容,就存在较大的争议。为此,我们约请国内知名的行政法学者针对由行政强拆到司法强拆的转变发表意见,以期对拆迁条例的尽快完善与出台提供更多的参考,从而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行政强拆案件的司法角色定位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法院更多地介入到行政强拆领域,引发了就法院角色定位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折射于司法实践就是法律适用上的各种难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制度设计、实践现状、法学理论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以得出应对现行问题的合理结论,并试图从诉讼、执行等不同环节以及区分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关人等不同主体的角度,分别阐释法院的中立地位在行政强拆案件中具体实现。更理想而言,本文希冀构建一个专门负责执行的行政机关,从根源上解决如行政强拆等涉及法院执行的问题。     

拆迁乱象的根源分析与制度重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以司法强拆取代行政强拆的制度难负众望,因为法院缺乏保持司法中立的制度性保障,同时又缺乏对作为拆迁根据的法规、规章等违法性"法律"进行解释和审查的权力。司法强拆并不能终结拆迁悲剧。解决拆迁问题的关键是对被拆迁人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这就要求必须从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形式等各方面全面调整目前的拆迁制度设计,特别是要对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作出补偿。从深层次上说,解决拆迁问题必须解决土地征收背后的财政、人事等体制性根源,并推进、深化司法与政治体制改革。     

“长沙模式”下的“拆违”怪圈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并施行。这标志着司法强拆已取代行政强拆。然而,司法强拆制度的确立并未能有效遏止地方政府的违规拆迁冲动,恶性血拆事件接连上演。2011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司法强拆：挑战还是机遇？

过去十多年来，房屋拆迁成为多方利益博弈的战场。在原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行政强拆与司法强拆并行。许多法律界人士指出，行政强拆使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拆迁的博弈中获得了独门利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拆迁暴力事件的发生，甚至引发悲剧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我国城市房屋司法强制拆迁制度存在问题及完善建议

把城市房屋拆迁纳入司法程序,体现了我国法治的不断进步。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也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但在现实司法环境下,如何解决司法强拆制度立法的缺失和审判实际中存在的漏洞,成为当前摆在法院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强拆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分析,对该制度的完善和法院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司法权的介入能够对房屋拆迁的行政行为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     

彭家别墅遭遇司法强拆

2011年1月，征收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实施，拆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作废，全国范围的“拆迁新政”由此开始施行。新政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将强拆的权力从行政部门剥离，而统统给予了法院。     

司法逻辑语境下检察官的司法义务与错案责任范围

司法逻辑是司法规律的核心规定性,控辩审三角式的分离结构是认知司法逻辑的起点。正是控辩审的功能偏好和司法义务的差异化,为隐藏裁判权悖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使得司法得以可能。相应地,检察官错案责任范围的确立须基于控方的司法义务,对以举证责任为内容的追诉规范作量化、动态化地理解。     

法官为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和心理疏导

为充分体现司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贯彻司法为民、实现公平正义积极作为,近日,石景山区法院未审庭在市高级法院未审庭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依托市高级法院同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创设的专项"涉诉未成年人救助基金",为一起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小梦进行司法救助。同时,     

评说速览

1取消"行政强拆"是法治的进步在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新版中,一个最大的亮点是,"行政强拆被取消",强制拆迁拟全部由法院作出裁决,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此次媒体公布新条例进展情况,尤其透露出取消"行政强拆"的信息,对于翘首以盼的公众来说,可以说是个难得的好消息。远到唐福珍自焚事件,近到宜黄自焚事件,近年来不断发生     

司法公开的浙江实践：阳光司法指数

2013年12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法治中国与司法公开—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新闻发布会暨司法公开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对浙江全省103家法院,陆续出具审务公开、立案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公开、保障机制5个方面的测评分析报告和阳光司法指数总测评报告,全国首部阳光司法指数测评报告对外发布。     

检察权的司法价值及其完善

我国审检并列的体制架构和诉讼与诉讼监督并举的制度设置,构成了与西方审判中心一元司法模式明显区别的审检二元司法格局.在这一前提下,对检察权的司法属性进行价值考量,把握其惩治犯罪的程序性,保障人权的主导性,以权制权的控权性和定纷止争的协调性,对优化检察权的司法配置,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在社会主义司法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令状规则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司法令状规则。该规则的确立是在刑事诉讼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符合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司法最终裁决"、"控、审分离"、司法审查原则等现代法制原则的精神。然而我国侦查程序的封闭式设计使得侦查权的行使几乎不受司法权的控制,在立法中吸收司法令状规则的合理内容,以此作为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独立审判与司法体制改革

独立性是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是司法最本质的属性。分析了独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以及保障独立审 判的现实必要性,并提出了保障独立审判、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