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腐败的域外借鉴——从200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谈起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肿瘤，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权力污染、信用污染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而其中腐败又是与权力有关的最大污染。控制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从国外廉洁制度和国家控制腐败的措施入手来探讨全球腐败控制的基本要素，可得到许多启示，并更好地借鉴他国经验，促进和完善我国控制腐败的制度建设。     

中国问题的核心是社会结构

<正>近年,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加剧,恶性事件从个体上升到群体,再从直接的利益冲突上升到无利益相关的群体事件,社会的不满情绪在积聚。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跨越不了的城乡差异,城市贫困群体的不断滋生等等诸多问题随着GDP的增长日益严重。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为什么物质的富足并没有换来社会的安稳?当作为显学的经济学无法解释的时候,也许社会学指出了问题的本质。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

反腐败也是当代俄罗斯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腐败盛行,严重阻碍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妨碍有效发展国际经贸联系,助长了有组织犯罪。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В.瓦西里耶夫声称,今天俄罗斯存在大范围的腐败,它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独立以及进     

拉美国家政党政治生态: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例

政党政治生态是理解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治困境的重要视角,可以从政党的价值理想系统、组织制度系统与社会支持系统三方面来进行考察。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的政党政治生态近年来面临恶化趋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拉美政党普遍具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呈现严重的意识形态空心化问题;忽视党内廉政与基层组织建设,常年被腐败等问题困扰;与社会关系疏离,面临政党认同和政党信任水平下降等挑战。     

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

就业是人类谋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关注就业实质上就是关注民生,解决就业问题才可以实现安居乐业。就业歧视不但严重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同时造成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陷入不利地位,形成了“职业分割现象”,各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升级。禁止就业歧视是保障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禁止就业歧视实质上就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本文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围绕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化、全面化的探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措施,旨在遏制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合法权益。     

美洲国家峰会难解拉美国家分歧和美拉关系困局

第八届美洲国家峰会是在拉美地区政治生态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拉美国家内部出现严重分歧、美拉关系调整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关系和中拉关系进入敏感期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从筹备到召开一直充满不确定性。尽管此次峰会成功的难度较大,但会议取得的共识和成果基本符合各方预期。然而,本次峰会未能完全化解拉美国家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拉美与美国关系的困局。     

此次金融危机是西方文明范式的整体危机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金融危机必然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振荡,甚至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危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在国际上不断蔓延,长期收入处在停滞状态的西方普通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占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     

从白吃“午餐”到白吃“盛宴”

正如腐败到处都有,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一样,许多社会矛盾也是跨越地区界限,在各地有先有后地上演。高希均教授在台湾以推广新观念的先锋闻名,近年来也频繁到祖国大陆演讲交流。这篇对权钱勾结的社会现象的剖析,虽然是针对台湾社会,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对正在大力反腐的我们也不无启迪。     

墨西哥社会转型如何走过大事件

在墨西哥调查社会转型,一个问题时常被笔者反复想到,那就是,墨西哥在历史上是拉美国家中非常少有的没有经历过军人政变的国家,但是,面对执政党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曾经接连不断的学生抗议运动,墨西哥也没有产生过全国性的社会暴力革命。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嬗变及其政治意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与政治经济制度衰变和社会矛盾凸显相伴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执政当局宣传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认知失调;将困难遭遇"错误归因"于移民问题等外部性因素,排外情绪滋长;蔓延的失衡心理和群际威胁感引发社会冲突和攻击行为;西方自信加速消解导致"自尊滑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社会心理的不断嬗变发展,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其强大的反作用机制将逐渐产生作用,为制度变革提供心理动力和精神准备,亦为我们分析判断发达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新视角、新维度。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