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认为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这是囿于时代意识的成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即审美的优先性。孔子的诗学思想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     

“诗”不得已而怨——也谈“诗可以怨”

钱钟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座谈会上的讲稿《诗可以怨》,篇幅不长,内容精深。在讲稿中,他对“诗可以怨”这个古老的文学命题进行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的深入考证,特别是引证、对比了中外文论中一些很少为人所知的精当见解,读了启迪人思。     

《论语》之“言”及其诗学意义

《论语》是孔子诗学思想最完整最重要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诗学内容,其中除人们耳熟能详的兴观群怨、思无邪等诗学概念之外,孔子似乎对另一概念＂言＂也相当关注。综合考察相关材料,我们发现《论语》之＂言＂颇有意味,它隐含一个诗歌发生学的判断——原初的诗具有言语应对功能。这一判断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现代诗学意义。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自然”之缘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在诗歌创作发生论上,十分注重自然界景物的变化对诗人创作的触动和感发作用;在对诗歌文本的分析上,往往将一首诗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以人体各要素或动植物生长规律来喻说诗歌创作原理;在诗歌风格的品评上,大多以自然风物或各种自然情境来描述性地勾画诗歌风格,并由于崇尚自然的观念而形成了以自然清丽为工的批评传统.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与“自然”之间的不解之缘.     

唐人“开窗”行为的诗学阐释

窗在方位上不仅具有东西南北的朝向,而且在形态上具有敞开与闭合之分。唐诗中的窗多以开敞的形态存在,开窗成为一个固定的诗学话语,与闭门形成了鲜明对照。开窗蕴涵了中国文人一种特殊的观物方式,诗人们凭借窗这个审美支点艺术地、诗意地、哲理地观照自然万物。同时,开窗又蕴含了唐人特殊的隐逸心理,一方面与现实世界诗意相通,是诗人对闲适追求的渴望,一方面与精神世界相通,是诗人消解内心矛盾获得精神自由的媒介。     

法律规范中“可以”的解释争议与解决

法律规范中的＂可以＂能否被解释成＂可以不＂,存在争议。适用法律的人,都在按自己的利益需求解释＂可以＂。为了克服这种由主体性理论造成的解释困境,应将解决＂可以＂解释问题的思路从主体性理论转向主体间性理论,使多元主体对＂可以＂的解释进行两个层次的视域融合,对＂可以＂的各种解释得以相互沟通和妥协,从而可以形成最适合于特定案件的解释。     

论“诗工”与“穷达”之关系

“诗工”与“穷达”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围绕它的观点主要有：“诗穷而后工”“诗能穷人”以及“诗能达人”。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有利于“诗工”与“穷达”关系的梳理。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的诗学转向——试析庞德的“三诗”观

本文对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提出的声诗、形诗、理诗等＂三诗＂观内涵进行了文本考察,辨析其意义根源,指出其未被认识的文学价值。＂三诗＂观是庞德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诗学观的折射,其形诗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独特贡献,对稀释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具有重大意义。     

传统启蒙教育中“诗教”与“乐教”

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礼乐文化,“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礼和乐共同指向道德教化,在社会功能上殊途同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礼乐教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传统启蒙教育中,礼乐教化是教育的主要形态.诗言志,歌永言,诗教与乐教以其艺术化的形式成为了德性教化的理想工具.传统启蒙教育重视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张通过以“诗教”和“乐教”为主要实施形态的美乐教育,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     

金天羽与“诗界革命”

作为＂‘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金天羽秉承＂诗界革命＂精神,以自己的许多优秀作品体现了＂诗界革命＂的创作实绩,并推动了＂诗界革命＂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被误读的唐诗——杜甫诗中“臭”的诗学阐释

杜诗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的＂臭＂字的读音和意义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都把它读为chòu,但我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杜诗的声音,是对作品原意的误读。应读xiù,作气味解。原因有以三：第一,从汉语的语音变化情况来看,读xiù更符合语言应用的现实状况。第二,从诗的意境来看,读xiù,当＂气味＂讲,更富有诗意,更有境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凸显审美空间,诱发人们的审美情趣。第三,如果读作chòu,解释为难闻的气味或腐烂变质之义,这首先不符合生活常理。     

穿越“诗”的时空——评周泉根新著《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周泉根新著《新出战国楚简之〈诗〉研究》一书,厚厚一部大本头,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这本书可说是笔者近年来读到的诗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读后受益良多。     

浅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形上升发展趋势.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必然会呈现出较多差别.马克思指出,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必须要靠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来实现.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束缚,因此任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葛林伯雷与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

美国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领袖人物葛林伯雷的"文化诗学"思想,对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它启示我们,应该从古代诗学与政治话语背景、古代诗学与原始民俗宗教、古代诗学与民族文化语境、古代诗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粘连关系四个层面,建设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的基本框架。     

钟嵘《诗品》“魏陈思王植”条疏证——兼论钟嵘的诗学理论

《诗品》上品曹植条昭示出了钟嵘丰富的诗学理论。钟氏认为曹植诗"源于《国风》"、"情兼怨雅"而"骨气奇高",正是其所推崇的充满"性情"而兼具"风力"之说;钟氏评价曹植诗如"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符合其自然"直寻"的诗学追求;钟氏认为曹诗如"女工之有黼黻"而颇具"滋味",符合其诗学理论的"诗之至"理想。     

“乌台诗案”中苏轼与李定的交锋

苏轼与李定之间存在着间接过节,没有直接发生过冲突,但李定是一个不服母丧之人,投机取巧地投靠王安石变法之新党,并受到重用与提拨。李定的"匿丧事件"受到旧党群臣的猛烈抨击,被迫追服母丧。当他擢为御史中丞掌握大权时,便借宋神宗之力对反对新法呼声最大的苏轼发难,以报复苏轼"诗讥"之仇。     

经天纬地物——晚唐五代诗僧的“尊诗观”

晚唐五代的诗僧非常推崇诗歌,首先他们认为诗 歌是“经天纬地物”,是一门大业、伟业,并首创“诗业”一 词;其次,诗歌是他们生活的主题,他们日日沉溺于读诗学 诗、写诗吟诗、评诗论诗,热衷于相互寄赠、索阅诗作,热衷 于请人题序或为人作序,热衷于组织诗社;另外,诗歌是他 们的第二生命,是他们死后的安慰和寄托。     

“言美”话语的凸现：先秦两汉诗学审美意识的崛起——诗学主体创造的言美话语

先驱论者大多认为古代诗学审美意识的自觉始于六期,其实,古代审美意识的自觉自先秦两汉始已勃然兴起.探究先秦两汉诗学审美意识的崛起,这是我们研究古代诗学审美意识的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源头.这个时期的诗学话语建构主要表现在言志、言情和言美三个方面.言志和言情话语主要是偏重于内容特征的建构,言美话语则倾向于表达这个过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审美意识或形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