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与发展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谱系可以分为"合作化"时期、"政社合一"时期、"政社分设"时期以及新时代"三治结合"时期四个重要节点。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朝着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治理方式由政策主导到法治引领、治理客体由相对简单渐趋复杂、治理内容从"资源提取"转向"资源下乡"的发展趋向转型,这些发展趋向是擘画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工作思路的重要依据。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意义及其完善路径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来,如何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三治融合"对乡村基层治理的作用不仅引起学界探讨,而且是基层工作者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着眼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强乡村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分析走"三治融合"之路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实践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三治”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正党的十九大对治国理政、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部署、新要求,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方面,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如何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这一新要求、大力加强"三治"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多维视阈中的农村治理结构研究——一种文献研究的进路

在农村治理结构研究中,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视阈,不同的视阈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旨趣。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视阈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展开,并由此产生了"双轨政治""权力的文化网络""第三域""全能主义"等分析工具。中观视阈围绕"乡政村治"展开,直面乡村治理体制困境及改革进路。微观视阈集中于在村庄场域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强调建构容纳多元主体的村治结构。梳理已有文献,可以进一步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创新空间。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持续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正>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服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配套工程,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省各级民政部门积极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聚焦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创新,在"政社互动"、"减负增效"、"三社联动"等方面成效显著,形成了"江苏名片",在全国产生了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探究

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美丽乡村"建设,面临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治理理念和方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对此,可通过突出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大力发展公共服务、推动"三治"融合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的有序治理。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坚持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努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正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围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和作用,积极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三涧溪村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先进示范村、山东省级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三大症结

构建和谐乡村社会,亟待破解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症结,即"乡政村治"格局的"结构矛盾"、"以农养政"格局的"不当需求"以及"以官为本"格局的"权力僭妄"三大症结.     

“三治”融合实现乡村善治

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凸显,如何在乡村社会中更好地发挥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三治"的有机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发挥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协同效应的重要抓手。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村治——乡政的基石

<正> (一) 乡政村治,是治理乡村的活动。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无论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繁荣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公益事业,村治对于乡政部具有重要意义。村治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国村治的现状如何呢?这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暂定,作为一个确定的层级,“村治”中的“村”,是指相当于政社分开前生产大队一级的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把我国村治的现状划分为三大类型。     

新时代如何打造乡村治理新格局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依然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陈旧、治理范围狭窄等问题,迫切要求对乡村治理工作进行改革与创新。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建立"一核多元"的治理制度,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加强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注重提高智能化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促进乡村治理创新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