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在行政诉讼中构建调解制度之可能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从立法上否定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在。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因为调解原则在诉讼活动中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能够自由处分其权利，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这个职权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赋予的，往往是特定的，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现代性视角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哲学思考

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热点话题。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接纳不适用调解的原则,本意是防止行政主体任意处分其无权处分的行政管理权,其防范的对象应当是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但这样的法理无疑忽视了现代行政不再拘泥于传统的集权行政,而是包涵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权力行政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依法享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的客观事实;忽视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已从一种利益冲突、对立或对抗、互不信任的关系发展到一种利益一致、服务合作、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客观事实。正因为这一法律制度有这些缺陷,我国行政诉讼法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和确立调解制度是十分必要,也具有可能。     

论行政诉讼引入调解不可行

行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大量应用,行政诉讼撤诉率的持续走高,引起了行政法学界和人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制度的思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提出要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目前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违背了公权力不可处分的理论;在实践中也不利于法院的独立和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在我国目前不应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再商榷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规定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是否适用调解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否定说,即不主张调解的适用:二是肯定说,即可以用调解制度(有限的调解).主张行政诉法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是我国权力制约理论的渊源所在,是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在法律层面的具体体现.     

论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的现实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随着行政法治理念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适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这是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早已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制度,并在行政纠纷的解决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现行法治也要求行政机关实行服务行政和参与式行政,这就为双方进行协商制造了空间。本文将借鉴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治的实际情况,阐述并分析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法理分析

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行政诉讼调解,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调解应该在行政诉讼法再次修改的时候正式写入法律.为了批驳这种观点,重新分析了行政诉讼不应适用调解的原因,并认为,它只是目前行政法治面临的种种压力下产生的另一种坏制度,或者说,坏的原因导致坏的结果.它不应该成为解决行政诉讼的手段.     

论构建中国行政诉讼的有限调解制度

我国行政诉讼立法不主张适用调解制度,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广泛存在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现象,这种隐约而又顽强地生长的调解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何给予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牢固的理论支撑、有力回击反驳意见并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是促使调解制度得以合法合理运用的关键。     

协同式行政诉讼:行政审判的新选择

协同式行政诉讼是行政审判的"变通"。协同式行政诉讼重新诠释了行政诉讼的诉讼价值:有利于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有利于被诉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合法性原则也符合行政合理性原则,强调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交往正义"。协同式行政诉讼的构建思路包括:加强司法权、行政权和公民权的良性互动,对行政调解的明确认可以及对现有诉讼和解撤诉程序的规范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的分析与设想

如何有效地解决纠纷是我国行政诉讼追求的一大目标.然而,调解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并未被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所认可.从我国的具体实践中看来,在我国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也应当对其适用方式加以一定限制.     

行政诉讼调解:基于能动司法的语义、功能及限度分析

司法能动主义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出现,其主要依据是为协调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变动性之间的矛盾。而现代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基于这样的时代要求,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得到了实践和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案件数量增多而司法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能动性,积极解决纠纷,就必须加大行政诉讼调解的力度。为此,在明确行政诉讼调解限度的前提下,完善诉调对接制度,多方合作解决纷争,将行政诉讼机制与调解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统一体,建构化解矛盾的综合优势和长效机制,从而缓解行政诉讼资源有限与人们诉讼需求增多之间的矛盾。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探讨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新课题。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包括:不服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当事人就民事侵权赔偿问题提起的诉讼;不服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权属确认并就民事侵权赔偿提起民事诉讼;不服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就第三方的补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对我国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之质疑

我国出于保证行政管理效率及其连续性、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及公共利益优先理论等方面的考量,采用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但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实践的开展和行政法学领域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理论和实践领域对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为了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的功能,确保公民权益保护的无漏洞性和有效性,我国应借《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契机,放弃不停止执行原则,改用停止执行原则。     

行政诉讼困境的成本——收益分析

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是行政诉讼案件数量的减少。从经济学理论成本-收益模型对行政诉讼实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行政诉讼的实际成本太高,所以大多数理性的行政相对人都选择了不诉讼,而去选择信访方式以求得行政争议获得较公平的解决,这是目前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     

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这表现在:行政主体概念界定混乱,行政主体范围界定不够清晰,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责任追究不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等同。完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需重新定位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角色,重新界定行政主体概念和范围,重新建立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之间的关系。     

行政调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及适用

行政调解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调解这种新型的柔性的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进一步扩大它的适用范围,不仅对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适用,对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行政争议也应当适用.     

关于完善行政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近些年来,我国的行政纠纷越积越多,治安管理中的矛盾纠纷尤为明显。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纠纷解决方式已难堪其重,行政纠纷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更新纠纷化解理念,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改革行政复议制度,改进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几种纠纷化解方式的衔接,对我国的行政纠纷化解和治安管理工作的加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论我国治安调解的适用

治安调解是行政调解的一种,是公安机关对特定治安案件作出调解处理的法律活动,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拟在阐释治安调解概念的基础上,对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适用原则和适用程序进行论述。同时,拟针对在适用治安调解的实践中存在的办案民警忽视调查取证工作、治安调解的法律效力不足,以及基层公安机关违法行使调解权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建议。     

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及其消解——公众参与视角下的行政争议化解

历史上,我国一直存有行政和解的正当性质疑,其最终被确立在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从逻辑上而言,"行政权不可处分"是质疑行政和解正当性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传统理论的基本依据。但是,这种看法在"服务行政"的全新理念和"解决纠纷"的行政诉讼目的之下,开始发生变更,并在新近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之中予以了否认。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行政和解的正当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可,并可以从公众参与的角度获得新的诠释。     

关于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问题

特别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 ,其法律救济主要是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为原则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行政申诉、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谈判、调解及仲裁等 ;有限适用司法审查主要指根据“重要性理论”和正当程序原则对特别权力关系进行司法救济。     

德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经验借鉴

德国部分法院尝试实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国有着诸多借鉴意义,但是中德两国在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背景、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都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将影响法律移植的成功与否。因此,有必要在进行法律移植前充分考虑到需要警惕的诸多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