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

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种案件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自由裁量问题。如何保证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遏制其滥用,是司法实践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属性 法律制度植根于社会之中。社会是法律的“母体”。一定的法律制度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离开社会基础的法律无异是“一纸空文”。透过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生成与其他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一样拥有同样的基础:这就是社会对法律和司法的要求。人类社会自从有了法律和为实施法律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以来,都有—个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因为,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是何种性质的司法制度,作为重要专政工具之一的司法机关都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现实:即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     

程序保障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是指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得出的最终结论(判决)能够获得一种法律上的权威,这种法律上的权威能够使得判决被诉讼当事人及社会承认和接受。对司法程序的服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的最重要条件,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与性质相关。司法的产生与某种公平观念存在着重要联系,而在司法场域内,当事人的公平观总是对立的,这就需要一种方式,对这种对立的公平观进行消弭。在现代法治语境里,程序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消除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方法,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也将依赖于程序而获得。     

论司法能动

司法能动赋予法官在法律存在漏洞或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创制规则的权力。当代中国的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能动性,在裁决过程中充分考虑法律、道德、政策、经济等多种因素,使司法裁决等司法活动,更加符合理性,更加符合法律精神。司法能动的发挥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和限制,而不是纯粹的极端司法能动主义。     

行政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效率

现代行政是法治行政。政府的权力行动符合法律的要求,是法治行政的一般标准。严格的法治主义和否定行政领域任何自由裁量的意义,自由裁量被视为行政与法律叫板。严格法治主义之下的行政因而成为法律的附庸,是纯粹的法律服从者和执法机器,行政缺乏对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灵活性和创造力。伴随着“没有法律便没有行政”时代的结束,法治行政理念有了新的发展,克服了严格法治主义的缺陷,行政自由裁量成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范

在食品药品行政监督执法的过程中,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为对执法对象的裁量选择、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裁量以及对处罚种类与处罚幅度的裁量这三种形式。这些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有效增强食品药品行政监督执法的灵活性与准确性的同时存在着异化的可能性,容易被滥用。规范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以其可能被滥用的原因为基础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与处罚程序控制这两个层面着手。     

论行政自由裁量

行政自由裁量是行政权力的扩张标志,根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种类。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虽然它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但不给予行政机关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行政管理又将无法有效地进行。为防止自由裁量产生负作用,应当从法律原则、立法技术、自律、行使程序、司法审查和相对人参与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     

裁量理性与司法公信力

法官在个案裁量中努力秉持守法主义的司法立场,通过合法与合理的裁量向社会不断输出公正规则以及良好的道德准则,是法官通过裁量理性建构司法公信力的核心和基础。裁量理性的实现要求法官以法律文本为基础,努力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还要求法官在裁量中深入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势,向社会释放出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信号。精致化的司法技术、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限理性的司法认知等,是以裁量理性回应社会对公正司法的需求,并最终树立良好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法官拥有的一项权利,籍于多见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应当意识到禁止甚至否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毫无意义的,如何消除法官自由裁量行为失范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行为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关注的问题之一,要重视两点一是如何改良和提高包括良知修养在内的法官素质问题;二是如何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司法活动本身所需体现的公平正义应是法官自由裁量行为的最高规格,要摒弃司法为权利的观念.     

行政裁量概念探讨

行政裁量从其本源来看是法定的行政主体对法律规范中列举的不同行政权利的行政方式进行衡量比较,从而选择出一种最佳的行使方式。行政裁量的过程也就是行政主体选择的过程。行政裁量权和行政裁量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行政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对如何行使行政权力进行选择的权力,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裁量权进行的选择活动,两者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学范畴。     

初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人权保障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具体表现在法律内容上:对被侵害人和被处罚人的人权保障和对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对被处罚人缩小治安拘留处罚自由裁量的幅度,严格限制询问查证时间,区别对待特殊违法群体,自主选择司法救济途径等。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在少年司法中应当综合考虑公正与功利的价值目标,实现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公正与功利二者最大程度的相统一。当两个法律价值相冲突时,在少年司法领域功利价值优先于公正价值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刑罚价值观之下,刑罚适用的宽严也不相同,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的任意性,需要以能动司法来平衡公正与功利的理念,区别对待强化量刑程序的方法来实现对少年的特殊保护,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     

法律模糊概念与法官自由裁量

现实中,基于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成文法又永远滞后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由此导致法律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脱节,甚至背离法律的价值目标.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律容许法官扩展自由裁量权,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但目前我国法官的职业水准、技术理性与裁量合理性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是裁量不自由的一面;而另一面,我国法官与西方国家法官相比又享有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官裁量要获得法律之内的真正自由,法官应具有独立、超然、理性的职业化本色,这也是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境界".     

检察裁量权正当化探讨

检察裁量权是法律赋予并受法律约束的一种司法权力,是检察官所享有的有限的程序权利。自由裁量行为受个人意志和法律意志共同支配,既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策略选择的过程。实践中检察裁量行为的失当性根源在于客观合法性和主观可接受性的缺失,对应策略原则是裁决合法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其途径是论证合法性,通过法意阐释;寻求可接受性,主要通过法益衡平和程序修正。     

从"自由裁量"到"理性裁量"--论证据判断的理性化保证

裁判者在判断诉讼证据价值上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判断上的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但自由裁量并非任意裁量,而是由一系列制度制约和保障的合理裁量。我国也应当吸收相关经验建立证据裁量理性化的制度保障体系,使法官在证据评判中的“自由裁量”转变为“理性裁量”。     

无奈之法律与法律之无奈——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法哲学思考

文章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法律产生的内在原因及其缺陷,进行了较为独特的分析。文章认为,法律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自由裁量向严格规则的过渡,而法律的非至上性又迫使人类社会由严格规则向自由裁量进行某种归复,两个过程都显得极为无奈,前者导源于人性之恶,后者则产生于法律之恶。     

论罪刑法定和刑罪个别化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走向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     

论行政强制的裁量正义

行政强制是国家管理社会活动的重要手段,由于管理活动的多样性与变动性,为了达到既定的行政目标,裁量在行政强制设定与实施中均有必要与体现.基于行政强制的高危性,防止裁量在强制活动中被滥用,应当以行政过程论为视角,尊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的原则,抓住实体法规制与程序法规制的两个方向,全面建构立法统制、行政统制、社会统制与司法统制的逻辑体系,从而保证强制裁量既有一定的活性,又有法律的正当性.     

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裁量不起诉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本文首先探讨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运作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认罪认罚的主体性撤回及其司法处置

认罪认罚的撤回是被追诉人基于意志自由所作的主体性选择，理应受到尊重。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撤回存在多种理由和情形，应当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的撤回机制。认罪认罚撤回在司法处置过程中，需要尊重和保障被追诉人主体性选择的权利，同时考察撤回权行使本身是否正当。对于滥用认罪认罚撤回权的，应当撤销认罪认罚协商程序，不再适用从宽制度；对于正当行使撤回权的，应区分不同事由分别开展程序回转和程序补救等司法处置。     

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

公益条款是立法者的公益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但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所表达的公益概念是非常抽象的,这需要发挥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公益条款进行具体的适用与解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益条款的理解和裁量应当与立法目的相吻合,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多偏差.因此,分析法官适用公益条款偏差的产生原因,探讨法官适用公益条款时应考虑的因素以及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合理适用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