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及其借鉴

本文分为三部分:1.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及其产生的原因;2.西方国家立法助理制度的特点及利弊分析;3.建立我国立法助理制度的建议。认为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国外立法助理制度的同时,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助理制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立法助理制度应以专职和兼职相结合;二是要建立和健全立法助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三是要建立立法助理制约机制。     

我国物权立法借鉴的理性选择与反思--兼对《物权法(草案)》的回应

我国物权立法应选择最适合我国实际,又是当代最先进的立法经验为我所用。物权立法可以从英国财产法中获取有益的经验,也可以从俄罗斯立法经验中获得启示。我国物权法草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立法技术上都存在一些不足,应加以完善。     

美国能源税收激励法律制度介评

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税收立法充分运用了体系复杂、内容缜密的税收激励措施来实现能源管理目标。一百年来美国能源税的立法因时而变,随国家能源政策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服务了不同时期国家能源经济的发展需求,促进了能源消费结构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变。然而,只有简化税制、减少法律制度的冲突、建立税收激励的长效机制,才能促进能源税收立法的完善。     

香港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对内地相关立法的启示——以内地《专利法》的再次修改为视角

香港地区的专利权限制制度深受英国专利法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国际性。香港与内地法律在专利权的保护期限、专利的强制许可和专利效力限制的其他措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内地《专利法》再次修改之时应借鉴香港的相关有益做法,在《专利法》中增加专利权效力恢复制度,修正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扩大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和改进对专利权进行限制的其他措施等,以完善内地专利法律制度。     

试析《德国税法通则》对我国当前立法的借鉴意义

《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的制定是关系到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重新整合与完善,关系到纳税人权利保护与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平衡,关系到最终实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环节.在制定税法通则的过程中,对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加以平衡协调.为积极推进该浩大的税收立法工程,对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应当有所借鉴和吸收.《德国税法通则》(Abgabenordnunp)自1919年公布实旌以来,几经修改,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税收基本大法,对我国税法通则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特对《德国税法通则》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加以评介,以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制定之借鉴.     

两岸三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吸烟者的吸烟自由与被动吸烟者的生命健康权存在冲突,家庭等私人机制对于出现在非公共场所中相关矛盾可予以妥善处理,但是对于公共场所中发生的相关矛盾则应当诉诸公权力的干预。各国及地区已经普遍地建立公共场所禁烟制度,台湾、香港的相关立法堪为大陆立法借鉴。比较两岸三地立法,公共场所的界定是控烟的关键,管理体制的建立是控烟的重要保障,处罚机制的设计是控烟有效实施的基础。     

我国“民商合一"立法借鉴的新选择——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出的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新的一部民法典,也是融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于一体的民商合一法典。根据该法典中大量的商事规范分析这种民商合一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缺点,就我国来说,应该对我国民商立法有借鉴意义,我国民商立法问题应从宏观统筹的高度解决, 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道路。     

继承与超越：《贝弗里奇报告》对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贝弗里奇报告》作为社会保障著作中的一部经典文献,其所确立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原则及具体的制度设计不仅奠定了英国及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而且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当借鉴《贝弗里奇报告》及英国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以《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的形式具体贯彻并落实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确立社会保险法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的适度责任,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制度支持。     

著作权法借鉴国际条约与国外立法:问题与对策

在要求我国迅速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著作权制度的外部压力下,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定及其后的修改大量借鉴了国际著作权条约和国外立法的规定,此种立法产生了三方面副作用:(1)"博采众长"造成了条文之间的逻辑矛盾;(2)直接照搬国际条约使得立法过时或过于粗糙;(3)对国际通行规则的改动导致立法目的无法实现。目前启动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并无外部压力,建议按以下三种方式借鉴国际条约和国外立法:(1)以一个法系中一个主要国家作为借鉴的样板;(2)改对国际条约规定的直接照搬为根据国情、用本国立法语言重新制定精细化的规则;(3)除非有充分理由,不轻易改动国际通行的规则。     

论地方人大的共同立法

为区域合作提供充分的法律资源,必须加强立法协同。其中,对属于地方权限范围、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解决以及宪法和法律未禁止的事务,经法律上的允许,有关地方人大可以通过协商,共同起草建议稿,分别审议、通过,以各自的文号共同发布地方性法规,即开展地方共同立法。我国宪法体现了有关区域合作的精神、原则,有关法律上存在“协商条款”,但我国目前尚无地方人大共同发布地方性法规的直接法律依据。有需求的地方人大共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取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从长远、普遍性需求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修改我国《立法法》,作出相关明确规定。地方共同法规在内容上按所达成的共识而定。它除了与一般地方性法规相同的必要条款外,还应包括实施主体条款、利益平衡条款、开放性条款、效力条款和纠纷解决条款等特殊条款。     

WTO所需的我国金融立法创制

“入世”后 ,我国业已作出承诺的服务市场开放领域包括金融、保险等 3 0多个部门 ,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必定日渐减少直至最后取消。具体开放领域及进程为 :(1 )银行业 :入世后两年外资银行可从事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 ,入世后 5年全面开放地域和客户限制。 (2 )保险业 :两年取消对外资保险机构的城市控制 ,5年后取消许可证限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 50 %的股权。 (3 )证券业 :外国金融公司允许在基金管理企业中持股 3 3 % ,3年后增至 4 9% ,外国股票包销商可以在合资承销公司中占3 3 %股份。据此 ,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经营性机构将从沿海开放城市逐渐向内地扩散 ,经营范围也将扩大到人民币、债券、国内结算等等 ,竞争将日趋激烈 ,呼唤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立法的及时创制。     

目击证人错误辨认的立法防范——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解读

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击证人的证言有时并不准确.为了防止目击证人错误辨认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D>在吸收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定期进行修改,从而最大程度地确保目击证人辨认结果的可靠性.2008年重新修订后的<守则D>从限制主持辨认的警官资格、减少辨认程序本身固有的暗示性、控制事后信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行使等角度作了科学、细致的规定,对于预防和减少目击证人的错误辨认具有重要意义.     

The Legality of Legislation by Resolu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mmonwealth Moot 2007, organized by the Commonwealth Leg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hich was held in Nairobi, Kenya,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15th Commonwealth Law Conference. The Moot Court competition is described from the eyes of a coach to one of the participating teams and provides an individual and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preparations, build up and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the competition.     

经济转型时期物权立法的一面镜子——以俄罗斯的国家所有权立法为鉴

俄罗斯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体现了其社会转型的特点。它赋予国家所有权与其他种类所有权平等的法律地位,实现了国家所有权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在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上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权利安排:一是对国有单一制企业和机构保留国家的所有权,该单一制企业和机构本身享有他物权性质的经营权和业务管理权;二是通过法人所有权作为一种中介性概念实现国家所有权。此外,俄罗斯国家所有权的取得方式、消灭和保护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国家所有权的意义自然与俄罗斯不同,但物权法也应设计出最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所有权制度。     

论授权式行政立法体制的确立

西方国家强调行政立法的授权性,而我国现行体制强调行政立法的职权性,由此形成两种行政立法体制。通过对我国宪法的解读,发现授权体制在我国具有宪法基础。而从补足行政立法的正当性、限制其任意性、增强其灵活性等方面考虑,也有必要实现职权体制向授权体制的转变。通过对授权明确性原则的从宽掌握,这种转变也是可行的。     

Legislation

On Sunday, 6 August 2006, at 2.30 a.m.,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a prolonged and at times litigious debate, passed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Surveillance Ordinance (ICO) in Hong Kong with a vote of 32–0. The ICO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attempt to regulate the interception of citizens' private communications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no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IOC since its passag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ICO, with a twist. Instead of evaluating the ICO based on preconceived and conventional Western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 and foreign legal practices, the article assesses ICO with reference to prevailing (Chinese‐Hong Kong) cultural standards from within, i.e. that of Qing‐Li‐Fa (Q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