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智能+"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引入,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这一理念已在政务、社工、社会组织监管等领域得以推广,"智能+"在政府工作领域得以实现。以社会组织监管为研究对象,探求"智能+社会组织监管"运作机制及其特征,体现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过程监督的"全方位"与"透明性"、评估工作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要使其特征对社会组织监管产生积极影响,必须重视法律与政策、管理责权、技术支持与平台构建这三大板块的建设。     

特事特办助推重点项目建设

钟山县在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中，通过创新办事机制，以现场特办、感情特办、服务特办三大特事特办为载体，科学促进2009年统筹推进的42个重点项目呈现出突飞猛进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8月10日，该县2009年统筹推进的42个重点项目中，已开工35个，竣工4个，完成投资12．31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任务的43．95％。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论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已经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完善权力配置破解"一把手依赖症"

基层"一把手依赖症"要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补短板的高度加以重视。从治理体系的权力运行视角看,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配置不科学是造成"一把手依赖症"的主要原因。为此,要始终坚持科学合理的授权机制,始终坚持权责透明、权责统一,并构建对公职人员全覆盖的监督体系。     

兜底办理：集中力量办小事的治理逻辑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政务审批服务中出现一种创新做法,提出兜底办理的工作口号,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风格,扩展到常规性和法定性程度较高且量大面广的政务服务“小事”之中。为了实现集中力量办小事,地方政府采取科层动员的创新模式,其行动框架与公共部门的常规化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在“特区”特办、超常规目标牵引、平台嵌入和内部评估等四个维度。科层动员的创新模式,是针对世界各国官僚科层制共同弊病的中国方案。兜底办理创新实践表明,我国政府决策有力、力量集中、弹性权变、灵活机动的传统治理手法,有望与常规化与制度化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中国治理风格,持续支撑中国的制度优势不断转变为治理效能。     

论“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鄂西南H县的个案研究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源于实践并得到政策确认的重大制度创新。揭示实践的真实面向,从中汲取经验,已成为推进其建立健全的当务之急。鄂西南H县通过廓清村两委职能、健全村民议事机制、组建村民自治团体创新了自治,通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进行法治宣传、广泛开展法治创建、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了法治,通过推进移风易俗、落实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夯实了德治,并将"三治"结合于治理主体、治理平台以及治理途径之上。上述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使其乡村治理体系得以转变、民主治理的基础有所增长、脱贫难题得以解决。但其亦存在"三治"内在关系不明确、乡村治理力量未充分调动、"三治结合"地区差异过大等问题。从H县的实践经验来看,"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注意厘清"三治"的内在关系,确保"三治"融合于乡村治理实践,落实党政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注重乡村治理与土地流转相结合以及发挥人才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差异与共性要素检视——基于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分析

地方政府全面、持续、有效的治理创新,是对全面改革深化阶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能动回应。七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包括政治类创新、行政类创新、公共服务类创新和社会管理类创新等内容,以历届地方政府创新奖为数据分析源,通过量化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归纳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在推进治理创新中的适应性差异及长效创新路径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长效发展。分析显示,虽然我国地方政府所推进的治理创新在创新内容、区域分布和主体层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民本政府"的价值驱动、"民主化、技术化"的决策取向、"多元合作"的主体定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客体定位、"动态治理"的过程导向是历届地方政府获奖项目的共性特征。     

管住“看得见的手”

正"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已见诸传媒、深入人心。这表明了中央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是重大改革的前置条件,或者说依法行政本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只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无形的手"。在见惯了特事特办,一切为中心工作、核心工程让路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后,终觉法治精神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深入人心。     

整体化分散治理:一种新框架——基于津、杭、深的公共代理机构比较分析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是当前治理理论研究的热点,"分散化治理"指出长久以来政治对社会的控制、嵌入、吸纳或渗透的严密等级组织形式,对当前我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造成巨大障碍,因此要求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但是,"整体性治理"认为,当前我们做的不仅是政社分开,创造更多的社会治理新主体,同时还应加强建设各类主体间的协调互动机制,增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联动性和调控力。但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我国社会行政色彩较浓,政社不分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强调"整体性",有抹杀社会自主性,为政府权力垄断开脱之嫌。一时间两种理论均面临着"理论"与"实际"难以接轨的现实困境。结合目前我国公共代理机构的改革,如何既体现独立自主的分散治理,同时又兼顾国家整体性发展思路,这就迫切需要将"分散化治理"与"整体性治理"理论融会贯通,取长补短。"整体化分散治理"理论构想,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探究——基于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尽管群体性事件成因复杂,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的指向均为各级地方政府。这凸显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机制的滞后与缺失。因此,地方政府应革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建立健全政府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利益协调与对话机制、政府预警与应急机制、地方领导责任机制以及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等,是我国破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     

协同治理变革的动力转化:基于“能量”耗散聚合的分析维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以及深水区域,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日益突出,这必然要求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变。这一转变是基于"权力"集中强制向"能量"耗散聚合的动力转化。当前,具有权力强控性的政府管理模式在利益多元化、结构复杂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种种弊端,陷入管理失效的危机。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必须在能量耗散聚合视野下建构协同治理模式,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利益冲突以及实现善治的目标。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完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

正皖医保秘[2020]49号各市医疗保障局,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决定调整完善我省新型     

弹性化治理:“工作组”机制的运行及治理逻辑探究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工作组"是广泛存在的治理机制。不同于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工作组"是由上级根据任务和形势需要而下派的具有临时性、机动性等特征的专项任务型组织,主要体现了党政机关纵向间的互动关系,并可按照不同思路划分为不同类型。影响"工作组"产生和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职责同构"的政府纵向间关系结构以及差序化的政府信任格局等。"工作组"机制的运行过程大致包括"派出"和"治理"两阶段,并呈现出"问题导向、集中高效"的鲜明特征,其功能角色可大致归纳为政策过程的辅助性机制、应急管理的补充性机制这两个方面。"工作组"机制的治理逻辑可提炼为一种"弹性化治理",它以治理的弹性化促进了治理体系的适应性。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论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小政府"

现代法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权力受到制约的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小政府"之"小",当是法治精神的体现.     

共筑"蜂巢"阵地引领社区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指明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掀开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新篇章.社区作为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最后一公里",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基层工作的效率与效益,以及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近年来,安徽省广德市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有效途径,创新实施"蜂巢共筑"工程,进一步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形成了共驻共建、群防群治良好局面,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价值问题的多维透视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同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倡议。从价值论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其价值生成是应对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产物,是解决当代中国治理现实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全球治理和中国治理内在互动的客观要求。从价值蕴涵看,"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从价值实现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要推进中国特色治理创新步伐,提升我国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面提高区域合作水平;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努力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破解科技创新"卡脖子"难题

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沃土尤为关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科技创新大有作为.下一步,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奋力突围破解"卡脖子"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