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之间利权冲突中的现代性——以汉冶萍的生存境遇为例

在半殖民半封建的语境中,近代中国工业企业的体制大多在官商之间徘徊游移,并面临外国资本的强势挤压,企业的利权因此始终挣扎浮沉。汉冶萍公司以其符号式的地位,诠释近代中国工业企业艰难的生存境遇。同时,以汉冶萍为代表的工业遗产,亦在见证近代中国现代性复杂的生长逻辑。     

政治权威的嬗变与清末民初中国政局——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清末民初湖南政治权威变动状况的考察,可知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与政治权威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新式社会权威的崛起是辛亥革命爆发和成功的起点和原因,新式政治权威的地位确立与否又与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封建政治权威逐渐衰落,但其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传统政治权威仍然具有极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新兴政治权威崛起后,但却无足够的实力除旧布新、稳固政局,只好与旧式权威妥协,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威合理化、法制化无法实现。这导致了民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举步维艰。     

民初北京婢女救济初探——以1912-1937年官方救济活动为中心

民初北京官方的婢女救济活动主要包括,通过法律、政策给予婢女自由平等的地位和对被虐待婢女实施救济两个方面。虽然这些措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蓄婢制度,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对婢女问题的认识,使部分婢女的命运发生了根本转变。     

我国基层人大直接选举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江西省为考察中心

从1952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其优越性越来越突出,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基层人大代表制度的实践现状与依法治斟、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总体要求尚有一定差距,离人民群众的企盼和要求也还相差甚远。     

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实践的考察与分析 ——以国民党湖南支部的竞选活动为中心

正中国人对选举政治的探索即使不从"乡举里选"起算,从清末设咨议局而后至今也已过百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各地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制度试验。但时至今日不能否认的是,在建设现代选举制度的进程中我们依旧在路上,衡阳、辽宁等地相继爆出的大规模贿选案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需求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认识、总结经验。由此而言,将目光投诸历史,重审中国曾经的探索实践,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寻当下的出口,可能是个值得一试的选择。     

民初法律冲突中的买卖婚姻——以大理院解释例为素材的考察

民国建立，旧有的买卖婚姻现象并未绝止，此“旧现象”与“新潮流”难免造成法律冲突。大理院众推事或出于中西法意的共通，或出于社会现实的兼顾，最终在处理新旧（中西）法律冲突时并未强烈颠覆旧法，而是平稳过渡。     

2011年日越关系的发展——以南海问题为考察中心

为了攫取地缘利益,2011年日本积极展开对越外交,双方高层互访不断,在战略合作、能源开采方面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日本在积极发展对越关系的过程中,意欲介入南海、牵制中国的用意愈加明显,其目的是使南海问题久拖不决,在限制中国的同时扩大日本在南亚的影响力。但是受中日、中越关系的影响,日本在介入南海争端之时也不会轻易开罪中国。     

抗战前十年的乡村自治实践——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省民政厅视察员的视察报告表明：抗战前十年河北省乡村中村民会议、村公所、村监察委员会、村息讼会等乡村自治机构的设置已相当普遍,但其实际运作情形与国家规制相差甚远。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是制约河北省乡村自治实践的主要因素。河北省乡村自治实践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性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认知价值,值得我们认真体味和深入剖析。     

防止和减轻低保负效应的思考——以江西省莲花县为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民生工程,是为城乡贫困居（村）民构筑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城乡低保对象享受到了诸多实实在在的民生优惠政策。江西省莲花县位于赣西边陲,是一个山区农业县、革命老区县和国定贫困县。     

被告人诉讼能力初探——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诉讼能力的具备是被告人作为主体参与诉讼的前提条件,对于刑事审判具有重大的法律意义.美国于1960年通过判例率先确立了界定被告人诉讼能力的“达斯卡标准”,并在被告人诉讼能力是否具有多元性及相关程序问题上讨论激烈,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成果.反观我国,在被告人诉讼能力的问题上,虽然2012年刑诉法修改有所进展,但其立法仍显落后,且学界也鲜有人探讨.因此,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法律解释补充和完善被告人诉讼能力的相关规定.     

民初法律冲突中的孀妇改嫁——以大理院解释例为素材的考察

孀妇改嫁为传统社会的惯常现象。民国以后，此“旧现象”与“新潮流”难免造成法律冲突。在西风东渐的年代，对于孀妇改嫁的处理，大理院总体上倾向于传统的自愿立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法的影响，给予妇女更多的权利、自由和财产。     

论智能家居安防系统的应用——以江西省井冈山市保安服务公司为例

随着我囤囤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乍活水平和质最的日益提升,人们的安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一些家庭由于疏忽大意会出现一些火灾或煤气泄露险情以及财物被盗等情况,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迫切需要利用高技术的智能化下段为家庭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而智能家居安防系统能在各种紧情况出现的第一时间报警通知物业管理中心和住户,把险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减少各种损失,为家庭生活的安全舒适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区域视野下立宪运动的检讨与启示——以1905—1911年江苏立宪派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立宪运动是清政府面临多重危机而进行的适应性变革,是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化国家的努力。立宪运动在清政府宏观规划和立宪派的推动下启动,江苏立宪派作为立宪派的重要力量,其宪政活动既有获得成功效应的经验,亦存在不足和缺陷,其整体心态和行为值得检讨,更有对现在改革的积极启示。     

西方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认知与传播——以史景迁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是具代表性的西方知识界当代中国认知,既能体现出西方学界数十年来对当代中国的认知趋势变化,又具备其突出的自身特点。史景迁的当代中国认知背后呈现出鲜明的"识古鉴今"逻辑线索,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其认知亦表现出从警觉担忧到审慎乐观的动态发展趋势。同时,史景迁还通过其特有的大众影响力对西方公众不断传播当代中国形象,展望中国未来。通过考察史景迁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传播,我们能够获得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契机,同时对于当下历史语境中我们如何更好地阐述自身也具备启示与借鉴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之考察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旨在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不断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以1912—1949年文学史为例

当下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文学史观内存的缺点外扬出一些裂痕,其中之一在于放逐了＂民国文学史＂,破坏了中国文学史体系完美性。造成此类局面的原因一是学人遮蔽了＂民国文学史＂在时空上的绝对性,二是丢失传统的名实观,残酷贬谪＂民国文学史＂。笔者在此纠昔日观点之偏误,并从语言学角度论证＂民国文学史＂建树的正确性。     

日本作家的世界文学想象——以大江健三郎为中心的考察

世界文学的人类立场,要求今天的中国作家既要超越民族主义,又要避免唯西方世界马首是瞻.当然,强调世界文学写作的人类立场,并不是要抹杀不同文化世界的作家创作的内部差异,而是主张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寻找到彼此能够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立场.这也许正是日本作家给中国文学界带来的启示.     

华北沦陷区国民党民运工作研究——以冀鲁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华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对华北地区的各级党务基层组织进行了恢复和重建,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召开纪念会、编发宣传品、深入乡村宣传等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同时,还借助各种民运机构,组织和训练农、工、妇、青等各种民众团体,并发动和指导民众在敌后进行破坏、情报、劳军等具体的民运活动,这些对取得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党务运作的薄弱性、动员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指导思想的反共性而逐渐被华北民众所抛弃。     

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及其影响——以县治为中心的考察

以"寓公"与"士人"为代表的南宋居乡士绅群体既是官民之间的媒介,又是基层空间秩序的重要维持者。他们置身于县治的背景之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县级官府统治力的不足。他们的影响并非完全体现在其与县治的良性互动之上,也不乏在基层权力空间中的激烈较量。"民化"与"官化"是对县治背景下的居乡士绅群体活动轨迹的两种反向的描述。伴随着自身的"民化",士绅群体给县治的展开制造了障碍。"官化",即充当地方官的职能角色并协调基层公共事务。在官方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居乡的士绅群体也能主动介入并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通过考察南宋士绅群体的变迁,可以窥见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带有怎样的文化基因,又会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诗画的交融与诗境的迁变——以韩诗为中心考察

韩愈的艺术感通力极强 ,徜徉于诗画之间逐渐累聚的审美积淀对其山水诗作影响至深。对《山石》和《画记》的剖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韩愈作品诗画交融的实质就是对传统艺术手段的大胆消解与背叛 ,它使韩诗具备了独特的质感。这种特殊的质感既有传承之轨迹 ,又显示了盛唐与中唐作家诗境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