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的转变与精神发展——以"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崛起为中心

今天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迅速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是新的消费意识和新的公民意识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受众和作者基于自助文化紧密合作的结果.这当然更是整合后的"公民消费者" 带来的新的精神生活样态.它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空间,也为文学在"新世纪文化"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湘军与晚清西北建置的整合——以甘宁青地区为考察中心

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势力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民的防范和管理,采取大规模移民举措,将回民起义中心地带的回民迁移到边远之区,并对新迁地区回民居住地域的行政建置进行了相应调适与整合,试图维持该地区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孝女与虎患——以明清长三角地区方志记载为中心的讨论

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方志中的遇虎孝女给人以女德化身的印象。然而细细考量,可以发现虽然国家话语体系认同此孝,但因为统治阶层(男性)对典范女性的塑成寄予更多期待,女孝的边界亦随之延展。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钩沉与梳理,着重分析女性遇虎行孝的数量、类型及对象,进而对这一特殊女孝文本所隐涵的教化目的与性别含义进行探讨。文章指出,兼具凶猛和灵性的"山兽之君"不过是检验女德的一剂良方,以身代亲的行为不仅被着上了道德和功利的双重色彩,而且被用来移孝作忠、移孝守节甚至是移孝替孝,女性只能也必须依赖自己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获得更多的道德肯定。     

"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

巫与蛊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和学理上它们并非是一类文化现象。众说纷纭的"巫蛊",不过是一种自我中心地以邻为壑地想象与建构他者的方式。苗族"鬼蛊"观念来自于对"毒药"与"阴影"的想象与建构,其基础是巫文化,关键点在于"影魂成活"。"鬼蛊"观念嵌入了社会分类的系统之中,于是想象和建构了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洁"与"不洁"的畛域,实现了群内资源的稳定利用和自身社会的高度整合。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化与集中及"农民工夹角现象"——以京郊农村改革30年为观察视角

农村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出现了农民群体的分化、农村集体组织的分化和村庄社会形态的分化的"三种分化"现象,出现了"经济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和"农业生产用地向专业农户和农业企业的集中"现象,特别是"农民工夹角"现象的出现,是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左宗棠与西北民族地区儒家认同的建构——以同治回民起义后书院重建为中心

书院是推行儒家教化与认同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回民起义之后,左宗棠对陕甘地区的书院做了大规模的整修、增修,与书院相关的文教设施也得以重建。这都体现了清政府力图通过增进儒家文化认同,稳固统治秩序的强烈色彩。     

马克思"劳动主体"思想对"牧人与羊"模式的批判与超越 ——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

"牧人与羊"是《圣经》中指代神人关系的经典譬喻,在这一比喻中,人始终遭受外在至高力量的宰制,以及受到从民众中分化出去的,被神授命的"小牧人"的安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呈现出这一关系范式不仅运用于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也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拜金钱教中。马克思"劳动主体"的思想蕴含着批判、打破"牧人与羊"这一模式的理论资源。     

世俗权威与纠纷解决：法人类学视域中的“德古”现象——以凉山彝族地区为分析对象

本文采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以凉山彝族地区纠纷调解人＂德古＂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多元法律文化背景下彝族传统法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指出凉山彝族＂德古＂是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者、彝族地区纠纷调解人。＂德古＂的存在实现了彝族法文化和国家法关系上法治资源的整合,进而维护了社会和谐。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环境立法在区域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与反思——以山西省环境立法的法治实践为视角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环境立法逐步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柱和保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新兴的、发展迅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环境发展战略的先后提出,我国现代环境立法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地方环境立法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我国环境立法体系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地方环境立法在区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山西省环境立法的法治实践为视角对此展开分析。     

近代国人对郑成功形象的塑造与精神的传承——以报刊文献中的郑成功传记为中心

晚清以前,郑成功正面至多是以“遗民忠义”的“忠烈”形象受人景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人,革命者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视角重新塑造和认识中国既往的历史。郑成功因其“排满驱荷开拓台湾”的历史功绩及极富传奇色彩的生平,尤被晚清革命者所看重。在后者的阐释下,作为“反清英雄”的代表人物之一,郑成功形象发生“近代转型”,既迎合了反清革命宣传的需要,又是重构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成立后,郑成功的英雄形象融入了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因应时代的需求,一直成为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抗战胜利后,郑成功又被作为光复台湾的精神象征而受到国人的进一步推崇。     

转型中的草原文化与繁荣中的草原文学——兼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意义

先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接着是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再接着是传统价值观的改变……草原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这种文化模式的转型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所以,将当今的草原     

一人公司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信用法律中的暗合——以人格信用和财产信用的互动调节为中心

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核心,企业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鉴于我国目前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信用秩序混乱,失信行为屡见不鲜的现状,本文拟以一人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与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分离与融合的原因为视角,比较分析两种企业法律制度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中暗合的根源,为两种企业法律制度找到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商事信用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