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我国PPP政策协同分析——基于1985—2017年国家和部委层面的政策计量

通过筛选梳理1985—2017年间的国家层面PPP政策文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的政策文本转化为半结构化的数据,建立了政策协同分析"时间和数量—政策主体—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政策协同分析法,从五个层面对PPP政策协同情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各维度的协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我国PPP政策在时间维度、主体维度、政策工具维度的协同性等方面都存在欠缺。针对PPP政策协同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提高PPP政策的环境匹配度,加强部门间协同,平衡政策工具的使用比例,加强顶层设计等加以化解。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体制与乡土双重背景下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常常出现对上负责、任务导向等目标替代、"镇—村"组织"共谋"与非制度理性等行为,使得社会政策执行表现出非规范化特征。而社会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绩效非显著性",以及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中呈现的"资源性"特征,构成了乡镇政府在社会政策执行投入力度与执行导向上出现偏差的内在原因。破解乡镇政府社会政策执行偏差,需要完善政策设计,加强政策执行透明度与群众参与度;需要挖掘社会资本,引导传统乡土治理资源的现代转型;需要强化法治保障,通过技术性创新促进法律和政策执行。     

"社会政策时代"智库的价值、影响机制与体系建构

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制定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社会政策是政府治理的关键任务。智库作为"知识"的代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角色定位—影响机制分析—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看,智库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包括决策咨询的"外脑"、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以及社会管理的"监督者"等;基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智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环节。构建适应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智库体系,亟待营造有利于智库建设的制度环境、保障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和提升智库影响社会政策的能力水平。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其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国家政策层面的宏观引导。文章构建“工具—目标”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NVivo 11质性分析软件，对2006—2021年国家层面的72份乡村旅游政策文本予以编码，进行政策发布时间、发文部门、文件类型、政策主题词统计，对编码结果的单一和交叉维度加以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乡村旅游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但存在部际协同深度不足，作用对象覆盖面不全，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多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欠缺，政策工具使用与乡村旅游目标结合不均衡等问题。由此认为，未来乡村旅游政策制定应统筹多方主体完善政策体系，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以提升政策执行力，协调多元目标助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的认知迭代与中国实践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是协调生态发展权和生态资源重新配置的经济手段,是实现生态公平的重要机制,是解决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式难题"的重要途径。在基于命令—控制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政策的选配中,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青睐。我国在"用水、用能、排污、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排污费、税与补贴制度,绿色金融等方面构建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市场化政策体系。未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利用市场机制调整有关各方的利益关系,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途径。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     

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

政府责任隐含在公共政策文本当中,公共政策包含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方面。政策价值、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三者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政策价值凸显了政府责任的意识形态,政策目标标示着政府责任的方向,政策工具是践行政府责任的客体。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政府责任的具体形式伴随"政策价值—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路径发生变迁甚至是范式转移。探寻一种解读政府责任的新路径,既可以从时间横向解读某一项政策文本中的政府责任概况,又可以在时间纵向上从"价值—目标—工具"的路径对政府责任及其嬗变历程作一个动态的变迁考察,从而突破原来过于偏重静态的视角,体现政府责任的动态性。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困境及应对初探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体现政府信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政策实施的困境主要有家庭经济的压力、女性就业的歧视、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压力等。可以考虑从出台相关补助政策、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政策、关照高育龄妇女、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扫清体制障碍来积极应对。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西汉前期农本政策之鉴

“以农为本”是中华民族创造农业文明的基本国策。西汉前期推行这项基本国策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持足够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减轻农民负担,维持和平与稳定,厉行节俭,保护农产品价格,兴修水利,推广先进技术,使“耕者有其田”等等。这些措施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这些措施对于我们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台湾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与“南向政策”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近年 ,台湾对东南亚的投资战略以“南向政策”为主导 ,并进行了几次调整。台湾的三次“南向政策”的背景、动因和措施有其相似之处。近期来 ,台湾的第三次“南向政策”似乎有所收获 ,但其前景与第二次“南向政策”一样并不被看好     

中国"三邻"政策的国际法透析

中国在周边关系上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国际法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在“三邻”政策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呈现良性发展趋势,中国外交也取得丰硕成果。     

"最后的农民"与政府的乡村策略

如今活跃在乡村田野里的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60年代后期及其以后出生的农家子弟很多已脱离农业,他们成了“农民工”。“农民工”是从身份上定义的,即农民出身的工人。既然是工人,就不能把他们归为农民的范畴。因此,可以大胆地说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也就是35岁以上的农民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随着这些人退出农业生产,中国的农村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政府的乡村政策要适应这些变化。一笔者之所以把35岁以上的农民称为中国“最后的农民”,主要基于如下事实:其一,农村外出务工的主体是35…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辨析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许多需要再认识之处.它的提出绝不仅仅为了剿共,而有其特定的多重原因;安内的对象不惟中共及其军队,是变化的、多样的;它非蒋介石一人之主张,而是得到国民党和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同;其反动性应看是否反人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宜以是否反共论.     

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由于“大学生村官”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缺乏经验,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流失严重和出现回炉现象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政策制定不明细,选拔机制、保障机制、培训机制等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就要明确政策制定,完善培训机制、选拔机制和保障机制。     

“严打”刑事政策与犯罪预防

"严打"是党中央在我国现阶段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刑事政策,必须对其进行准确定位."严打"与犯罪预防的关系一方面,"严打"是有效遏制和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但要克服重刑主义和刑罚万能论倾向,需有节制;另一方面,犯罪预防的根本出路在于综合治理,不在于"严打","严打"仅是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     

“银色浪潮”下我国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近20年来,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普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却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制度根源。文章在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基础上,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总结了三点政策调整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