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法学新论——兼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缺陷

国际税法体系与国际税法学体系是国际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两个基本范畴.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税收协调关系.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三个部分.国际税法的主体包括缔结或参加国际税收协定的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国际税法的客体是国际税收利益和国际税收协作行为.广义国际税法论的论据难以成立.广义国际税法论的矛盾与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国际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难以确立;传统法学分科的窠臼难以跳出;对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法律规范、客体等问题的论述存在不协调之处.     

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

在当代 ,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和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研究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内容、实质与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宪法及税法中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论税法的惩罚性规则

传统税法理论认为,经济性和规制性是税法的本质特征,惩罚性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税收的主旨。但作为现代税法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新要素,税法的惩罚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本文旨在对税法惩罚性规则之内涵和产生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从税收和税法理论的高度探讨新时代的税法问题。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电子商务税收管辖冲突之法律初探

由于我国社会制度的特殊性 ,法律适用的差异性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管辖权和税法冲突不可避免。本文从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理论的挑战入手 ,针对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就电子商务征税可能产生的双重征税、避税问题及税收协定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冲突等现状 ,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 :界定相应税收理论 ,中国大陆要不断完善整个税法体系 ,并且大陆与港澳地区要密切税务协助 ,签定税收协议 ,与台湾地区加强税收司法协助等。     

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的现代化

本文指出了中国传统税法学理论与实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 ,即过分强调税收与税法的“义务性”与“无偿性”特征 ,为了与之形成对比 ,作者主张借用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学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 ,以其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为支点与核心 ,对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重构 ,在其中贯彻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 ,即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并以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税法学基本理论的框架。     

企业税收筹划正当性的税法学简析

以往学界关于税收筹划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已不足以指导目前变化着的税收筹划实践。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不仅直接源于税法规范的明文规定,而且内在地根植于法律特别是税收理念、税法原则、立税精神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正当性。因而,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冲破先前基于具体技术和特定规范的研究范式,脱出经验主义的窠臼,代之以新的税法学研究视角,对税收筹划行为进行系统考察,站在一定的法理高度,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对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多维度识别,以对特定税收筹划行为做出恰当的分析,得出更加理性的结论,从而为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当的税收筹划行为,并为创新税收筹划规制制度提供新的理论支点。     

论我国税收立法的价值取向——以执法风险防范为视角

立法的重要问题,就是价值取向的选择。以现代税法的视角来考察,我国以往税收立法在价值取向上,受传统税收文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具有以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特性,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今天看来,该价值取向易导致税法的法律特性被弱化、纳税人的权利被虚置,并成为引发税收执法风险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税收法定主义精神,促进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和法治化。     

浅议税收与宪政的四重关系

近几年来,税收与宪政关系的命题成为法学界,尤其是成为宪法学界和税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财政与宪政、税收与宪政的看法。有学者提出"财政立宪主义"的话题,有学者提出"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税收奠定宪政基础"的命题,也有学者提"税收立宪"的问题,还有学者以"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撰写了博士论文。本文从税收与宪政在经济学上的关系、税收与宪政在政治     

论税法基本原则的定位

<正> 一、税法基本原则定位的原因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义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守法、税收司法和税法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税法基本原则对税收立法的指导或规制作用,一方面表现为在制定税收基本法时,立法者首先就要确定这部法律的指导思想,然后再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确立该法律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表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在税收基本法之中规定之后,对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税收法规具有指导作用,而这些法规的内容不得与税法基本原则相抵触。税法基本原则对税法遵守的指导或规制作用,主要表现     

论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税收法定主义已为今世学说所公认,其基本精神在各国立法上亦多有体现。由于它与宪法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均密切相关,且涉及许多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因而多加研讨定会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鉴于国内学者论及者鲜见,本文拟仅就税收法定主义的几个主要问题略作研讨。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