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者在腐败行为发生前都会对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权衡，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在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腐败者心中的腐败动机才会产生，进而演变为腐败行为。因此，怎样去预防腐败就要从对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开始。预防腐败要有一个先进的理念指导一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进而设计出各种制度，构建一个良好的奖惩机制，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会在预防腐败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遏制和预防公务员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公务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尚有缺陷,导致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从微观经济学理论出发,建立成本——收益模型和公务员腐败——廉洁选择的决策树模型。通过制度创新,使腐败成为被查处概率极高、政治风险极大和经济成本极巨的行为。同时,提高公务员廉洁收益。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     

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对提高腐败成本的几点认识

分析腐败成本的目的在于要使腐败真正成为一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甚至是无收益的行为,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遏制与惩办腐改,要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增加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彻底清缴非法所得,不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强化监督制约,使腐败行为难以得逞;健全法制,完善规章,使腐败行为无隙可乘;引入利益机制,减少腐败诱发因素;加强廉政教育,构筑源头反腐防线。     

鼠猫博弈:腐败、反腐败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趋势为何难以有效遏制,反腐败的信誉度也还不够高。关键在于社会对腐败与反腐败的价值导向上。腐败成本低,收益高;反腐败成本高,廉正收益低。因此,要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成效,必须加大腐败成本,提高廉正收益。     

公务员腐败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腐败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得出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对公务员廉洁与腐败微观机制进行阐述,认为制度的缺陷为腐败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通过对腐败机理的认识,得出遏制国家公务员腐败的根本措施主要在于制度创新。     

制度反腐：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制度缺陷是一切腐败的根源,目前我国约权遏腐方面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干部人事制度和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四个方面。我们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要进一步运用制度的力量降低腐败收益、提高腐败成本,严控用人腐败歪风并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网络体系。     

“腐败成本”与抵制腐败

当前,全国各地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笔者认为,腐败的成本低、风险小,是腐败分子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提高腐败成本,加大打击力度,使腐败成为一种高风险、高代价的行为,让搞腐败的人不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而且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腐败成本是指腐败分子搞腐败所丧失的利益,提高腐败成本,就是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给予腐败分子严厉制裁,使腐败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笔者认为这里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待遇,使…     

“寻租”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寻租活动成因于“理性人假定”的错误和现实中的“市场失灵”，由寻租而引发的腐败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毒害性，实行制度创新，提高寻租成本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成本理论与反腐败策略

成本理论与反腐败策略李泽明当前，腐败与反腐败斗争起伏剧烈，并为社会所瞩目。本文试运用犯罪成本理论，探索腐败与反腐败的客观规律，以求确定反腐败的宏观和微观策略。一、腐败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及其收益分析腐败成本是指腐败行为人因实施腐败行为所承受的精神性、物...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集体腐败及其产生的原因

腐败现象本质上是权力的蜕变,是权力在行使职能过程中的一种非正常行为。当前腐败现象的新特征是集体腐败。集体腐败既是腐败的一种重要类型,又是腐败的一个总体特点。由于集体腐败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因此,它的危害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分析集体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特殊性,将使治理集体腐败的措施更具针对性,从而达到彻底治理集体腐败的目的。     

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官员具有"经济人"的特征,既有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也有不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其内生动力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建构的决策空间,依赖于制度建设的质量和官员个人的羞耻度。反腐败的成效好坏不限于要求、规定或条例堆砌的多少,而更多地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要素建设升级为显性制度架构与隐性制度结构并重的制度体系网络建构。     

腐败的制度缺陷及其对策

制度缺陷是一切腐败的根源,其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合理、干部人事制度和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因此,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要进一步运用制度的力量降低腐败收益,提高腐败成本,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网络体系.     

社会转型期腐败成因研究综述

当社会处于变革或转型时，腐败行为就会有可能滋生和蔓延。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滋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权力的增值和制约不力：公共权力主体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干预市场的某些活动也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     

聚焦中国式腐败

十八大以来，“习李新政，反腐先行”。中纪委掀起的反腐风暴已席卷了全国，远远超出了一些人“反腐只是一阵风”的前期预料。物不防腐治腐必朽，事不防腐治腐必败，国不防腐治腐必亡。通过对目前腐败的形式隐、数额多、层次高、范围广等特点的总结，不难发现自身存有腐败“基因”、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和依法治国的落实不力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对此，应该看到“壮骨还魂”“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等方式是反腐倡廉的重要路径选择。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通过对“c-d模型”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不但腐败出现群体性、隐蔽性、标的越来越大等特点,同时反腐败的时滞也越来越长,而且腐败的边际成本有渐小的趋势,这导致腐败程度有无限扩张的自我膨胀趋势。因此,反腐败既要从“公权方”的角度入手,又要从“市场方”的角度来分析。     

整治腐败 重在以法治权

腐败难治 ,根本在于腐败与权力紧密相联。权力腐败是腐败的核心问题。以法治权是遏制腐败最有力的手段。它包括完善反腐败的立法 ,严厉惩处腐败行为的司法 ,以及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同时 ,提高干部懂法、用法的能力 ,保证司法清廉是以法治权的基础条件。     

“三不腐”视域下新型腐败的表现形态、产生根源及治理机制

新型腐败是相较于传统腐败而言的一种新的贪腐方式,与传统腐败和隐性腐败在呈现方式上有着内在关联性。从形态化表现看,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主要显现在腐败主体、腐败方式、腐败手段、腐败收益、腐败心理、腐败类型和腐败影响方面的过程变化。深层次剖析新型腐败的产生根源,需要从公权力的主体维度、行贿者的客体维度、反腐败法规的制度维度、腐败亚文化的文化维度和新媒介工具的载体维度展开分析,深入挖掘新型腐败滋生的“污染源”。新时代探索依靠自我革命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机制,需要将“三不腐”嵌入惩治新型腐败的全过程,发挥“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和“不想腐”的感召力,实现严惩腐败、监督约束和文化引领协同发力,推进廉洁型政党建设。